试论我国刑法第358条的立法缺陷

刑法第358条规定了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弊端:一是把强迫卖淫的行为作为组织卖淫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致使组织卖淫罪与强迫卖淫罪难以区分;二是强迫卖淫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组织卖淫的社会危害性,应适当提高其法定刑;三是将强奸后逼迫卖淫的行为作为强迫卖淫罪的加重情节,不适用数罪并罚,这不利于打击犯罪;四是组织卖淫罪完全可以涵盖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单独设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名没有必要。所以应对刑法第358条进行修改完善,以利于打击犯罪。     

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之完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数罪并罚制度因时间、程序、犯罪行为人个体差异等而产生不同并罚结果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本质上违背了刑法上的罪刑相当原则.该现象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数罪并罚制度颇具多重缺陷.要解决此种缺陷,我国应当以刑罚目的论为引导,通过完善数罪并罚机制,并适度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才能得以成就.     

论新刑法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犯罪的修订

论新刑法对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犯罪的修订刘爱童新刑法第二编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所规定的犯罪，是以１９９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修订...     

试论强迫他人卖淫案件定罪中的几个问题

强迫他人卖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和性的自由权利的犯罪。这种犯罪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过去,刑法笫140条规定有强迫妇女卖淫罪,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严厉打击这种犯罪的需要,《决定》把强迫妇女卖淫罪修改为强迫他人卖淫罪,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并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分别规定了三档量刑幅度,提高了该罪的法定刑,为有效地严惩强迫他人卖淫的罪行提供了锐利的法律武器。     

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刑法》第358条刑罚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358条的设置为学者诟病。组织卖淫罪的组织性界限不明，但当我们将组织卖淫罪限定在满足场所条件和人员规模条件后，各罪的界限开始清晰。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行为涵盖了强迫行为。当组织卖淫活动中出现强迫行为时，应以组织卖淫罪认定。本条规定的五项加重情节全部适用于组织卖淫罪，第（二）项至第（五）项适用于强迫卖淫罪。加重情节“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之强奸行为与卖淫行为存在顺承关系。强迫幼女卖淫无需对“幼女”的明知。在认定淫业犯罪时，应放弃对卖淫次数的评价。     

刑法中数额规定的反思与重构——由许霆案引发的深层思考

犯罪的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对犯罪的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刑法中关于数额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相对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滞后、固定,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通过对我国刑法中关于数额规定的缺陷、各国关于数额的规定以及职工平均收入等关联问题的分析,可以构建法定确定数额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罪刑的最大化均衡,从而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等刑法原则的要求。     

同种数罪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同种数罪不必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一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不少条文将实施同种数罪的行为，作为对该性质的犯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并相应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二是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绝大部分针对同种性质犯罪中各具体犯罪的数额、情节、后果、次数等，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幅度     

犯罪预备立法的历史考察及法理探微

我国现行刑法中明确了犯罪预备的概念和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但在刑法理论界颇有争议,它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且条文本身存在逻辑问题,犯罪预备立法突破了法与道德的界限,将道德规则引入了刑法领域,从而大大扩大了处罚范围,使我国刑法过分严厉。由于缺乏科学性及合理性,犯罪预备在实践中遭到了虚置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犯罪预备拉大网式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刑法资源的浪费。     

论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

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持反对立场学者的立论依据是对数罪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持类似立场.刑法解释应当贯彻形式解释优先的立场,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条文应坚持严格解释,不当地限缩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该问题应采肯定说,是否适用缓刑应依据刑法判断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符合的依然可以适用缓刑.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与单位犯罪——兼对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反思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单位生命科技犯罪开始产生.而由于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现行刑法还无法很好地规制这类新型的犯罪.这对我国刑法构成了挑战.本文浅要分析了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对单位犯罪的影响,并对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反思.     

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研究

刑法第356条设置了针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该条款却一直为刑法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不仅表现在对其性质问题、适用问题的争议较大,而且还存在难以实现重点打击、难以走出法律适用困境的立法缺陷。对此,应从排除对轻罪再犯从重处罚、排除数罪并罚条款适用和排除一般累犯条款适用等三个方面,实现对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的立法完善。     

持有型犯罪立法之理性反思

持有型犯罪是一个在刑法理论上备受关注的问题 ,学者也有许多争议 ,例如 ,如何界定“持有”的行为属性 ,持有型犯罪的定义、范围等。但是 ,从立法意图、规范角度如何评价持有型犯罪 ,持有型犯罪范围是否应该扩大 ,学者关注不多 ,文章通过分析论证 ,指出持有型犯罪立法意蕴存在偏差 ,罪刑规范设计存在缺陷 ,持有型犯罪立法不应扩张 ,我国刑法典不应过多规定持有型犯罪。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转化型抢劫的实务研究

转化型抢劫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聚众“打砸抢”等行为过程中 ,具备法定的情形 ,而以抢劫罪论处的犯罪。由于此种犯罪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抢劫罪 ,而我国刑法又把这种犯罪以抢劫罪论处 ,所以我国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的规定与其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发生了冲突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正好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存在     

毒品致幻型犯罪可罚性探析

我国法律并未直接规定因食用毒品产生幻觉后犯罪的可罚性问题,司法实务界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基于对毒品致幻型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及"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可能性分析,最终认定毒品致幻型犯罪适用刑法,从而确定毒品致幻型犯罪的可罚性,为打击毒品犯罪,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头做出一定探索。     

试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刑法将犯罪与刑罚,以及两者的关系明确加以规定,在司法中,法官依据刑法的规定进行定罪和量刑的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古代刑法中不乏光辉的“罪刑法定”思想之存在。它渊源于古代氏族习惯法中的“调处息讼”理念,并在成文法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罪刑法定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胚胎萌芽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     

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法抗制

鉴于日趋严重的各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严峻态势 ,重视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法抗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刑法关于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罪刑规范 ,分别规定于刑法典分则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罪两节。本文着重对上述犯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作了探讨 ,主要包括 :特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明知”的判定 ;“销售金额”的理解及认定 ;注册商标犯罪认定中的问题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中的问题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中的共犯和罪数问题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基于贪污贿赂犯罪之定量立法模式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采取了"以数额论"为主的定量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武存在着指标过于单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难以体现罪刑相应等弊端,导致了实践中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理未能较好地反映该类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制约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改.并且从国外的立法看也很少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因此,我国应当修改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犯罪数额不作具体的规定、淡化犯罪数额在贪污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绝对作用、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分立、适度降低贪污罪的犯罪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