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探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24年间经历了依托文件推动的初创期、制度正式入法的生长期和司法解释实施的拓展期三个阶段。置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制度功能应当得到全新阐释。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具有以官员守法带动全民守法、以官民沟通促进实质化解、以个案处理实现诉源治理的时代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遵循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取得突破、带动法治社会建设的法治发展逻辑,应从必须出庭案件范围划定中的司法裁量、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取向的应诉表现和负责人出庭应诉实际效果的公开评价三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反思行政机关负责人高出庭率

近年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广实施该机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高出庭率”也成为媒体报道中最抢眼的词汇.在媒体追捧的同时,实务界和学界也在积极肯定该项机制.但是冷静地观察分析后,我们看到“高出庭率”背后其实是高度的形式化.本文尝试着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对这种形式化进行研究,认为目前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运行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法院提出建议,政府强力推动,机关负责人被迫执行的被动型模式.其主要缺陷是未能真正调动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积极性.应当建立能充分调动机关负责人积极性的主动型模式.从赋予合法性,减少成本,增加收益,完善配套措施四个方面对如何建立主动型模式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与展望——兼对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之检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声”

正本刊讯7月5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雷震到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诉,参与了庭审调查、法庭辩论全过程。庭上辩论阶段,雷震明确指出该起行政争议案件的起因,主要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不规范和不参加工伤保险所致,并就今后如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作出了陈述意见。庭后,雷震还主动就案件涉及的相关问题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了沟通,当面解释和宣传政策法规,增进了人民群众与行政机关的理解和信任,也得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好评。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困境与纾解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可以破解行政争议程序空转桎梏、实现权力动态平衡,维护客观法秩序的统一。但由于制度供给的缺位,检察机关工作开展的实践中也出现基层检察力量难以下沉,办案人员内在驱动不足,检察听证运用不畅等问题。针对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吃力的现实问题,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变革考评机制,完善检察听证等优化措施,以提升行政检察质效。     

浅析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正式确立.它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意义.<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则细化了国家赔偿法.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同属司法行政机关的赔偿,但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完善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司法监督权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通过行政诉讼来实现的．但在实践中。这种机制运转不理想。在一些案件中。法院不仅没有解决好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而且还产生了法院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新的纠纷。到上级法院上访申诉、向党委和人大反映求诉的公民和组织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当事人对审判结果不满意等自身原因外。还有法律制度上的原因。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立的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制度。亟待加强和完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论我国行政机关权限争议的法律规制--从几例"部门之争"说开去

我国行政机关之间权限争议现象的大量存在导致行政系统内部纠纷不断,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目前,由于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解决渠道,这些争议难以及时有效的解决。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拓展现有行政诉讼制度的运作空间和构建机关诉讼制度等,将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纳入法律规制的渠道。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的调研与思考

“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既是一个老问题 ,又是一个新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困绕着各级公安机关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因此 ,根据公安机关自身的特点 ,必须完善警察职能涉及的各项法规 ,必须完善领导和管理体制 ,必须加强警察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机制 ,探索新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模式。     

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困境探析 ——基于GD省行业协会的访谈

要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不应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因此,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具体实施进程中,脱钩却遇到重重困难.为了解在脱钩进程中行业协会遭遇的困境,文中对行业协会进行了访谈和分析,提出脱钩是大势所趋,不脱钩,行业协会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社会体制改革难以完成.脱钩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多数行业协会会遭遇"阵痛",少数行业协会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甚至解散的危机.但在阵痛之后,新的行业组织将真正独立地发挥作用,真正成为政府与市场的中介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从“决定”到“裁决”——论我国房屋征收补偿争议行政处理机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代替旧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行政裁决,定性不清,中立性欠缺。以域外征收补偿争议解决机制为鉴,结合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已有机制,房屋征收立法应构建以行政裁决性质的房屋征收补偿争议行政处理机制。     

从单一到配套，从工具到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地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给我们的经验是：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甚为重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只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取得持续良好的效果；工具性变革有助于改革成效的显现，但价值层面的变革才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     

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主体

我国实行行政问责任制的方向十分明确,行政问责制对于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问责任制的问责主体包括同体问责任和异体问责。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目前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并没有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加强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中的作用。     

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中的“证据规则”——“路华诉吉利”案的思考

在行政法理上一般认为,行政主体作出某项行为的事实认定过程中,其事实信息主要来源于两条途径：行政主体基于自身职权的行政调查和行政相对人（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提供的事实信息。既然如此,在法律上势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行政调查程序的信息采集过程中,职权主义的调查与当事人协力之间的权利义务究竟应当如何分配？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研究——以湖北省司法与行政“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为研究对象

湖北省知识产权双轨制的保护模式呈现行政保护多、民事诉讼少,行政处罚多、行政诉讼少,行政、民事保护多、刑事惩罚少,保护商标权、著作权案件多、保护专利案件少的格局,说明行政保护依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力量。对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对比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必须进行改进：设立审判机构,加强诉前保护,分配举证责任,坚持全面赔偿,统一裁判尺度。     

行政法制正当性与“善治”的价值契合

现代行政法制的正当性之所以得到政府、公民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同，是因为它承栽着尊重“公民权”从而完美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均衡和共同增值的价值使命，衍射出民主性、公正性、责任性、服务性的价值线度，折射出与现代政府“善治”的价值契合。现代政府的“善治”正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共享责任、平等对话、相互合作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斯所为，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为大众服务的终极价值目标。     

从“鳄鱼审判”看行政程序的价值性

“鳄鱼审判” ,顾名思义 ,就是由鳄鱼来充当审判中的决定者。在现代 ,已经不会再出现“鳄鱼审判” ,但是从这种审判形式中 ,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理念 ,也可以从中把握行政程序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