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介入途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社会的本质是"生活世界",而国家"中央辐射式治理"具有先天的缺陷,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现代社会治理必然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多元规范的治理。在社会治理中,民间法基于其以交往为基础、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社会自我生成特性而有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是整合社会秩序,一方面是整合社会伦理。从民间法与国家机关、民间组织、社会参与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民间法可以通过与立法与司法互动规范化、以民间组织为载体实现规则再生成和激发社会参与者主体自觉与治理能力三个途径介入社会治理。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探析

乡土社会与民间法问题是我国目前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概念、存在价值及其缺陷等方面对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现代社会民间法存在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在法律领域,我们不能说国家法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它所能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所能涵盖的社会内容毕竟是有限的、片面的,需要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效力的规则来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与社会主体的需求。这就必然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空间。民间法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变迁中的民间社会及民间法之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民间法作为一种社会秩序,虽然它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到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影响,但它是在国家法以外自发生成的规则体系,是民众自己而不是国家机关意志的外化形式,它出自“民间”,反应现代民间社会的需求。从现代民间社会自身的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合理性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两个层面,即学理上和实践的生活经验层面上,多维度探析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进而为将民间法"名正言顺"地引入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来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一致性民间法＂的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之秩序建构

和谐社会秩序之建构与维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法治目标和任务,同时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总是与有效的社会控制模式密不可分。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控制的核心——制定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价值的多元性,使得其调控社会之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散落于乡土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民间法是特定域内确立的一种特定主体共信共行的规范体系总称,其功能在于社会控制。因而,重视并有效协调或整合其与制定法的关系,对于考察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建构诸要素具有重大意义。     

乡村治理视野中的民间法及其重塑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前,应通过完善民间法的产生机制、维护机制、惩罚机制、干预机制来推动乡村治理,加快农村的法治现代化进程。     

林木保护民间法对当代生态治理的启示

以民族、宗族、村落等为基础形成的民间法中,一些涉及林木保护的宗法族规、乡规民约和民族习惯法长期以来游离于国家法之外,却填补了国家法在森林资源保护领域的空白,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有效进行社会控制和维护乡土村落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态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民间法对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治理法律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将林木保护民间法引入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能够弥合国家法治精神与地方性知识间的内在张力,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中体系的制度供给。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四十):民间治理的跨国面向与乡土面向

依据民间规则的民间治理,是人类社会有组织活动的原初方式和基本方式。说它是原初方式,在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大门之前,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益的分野尚未脱胎,自然对象的庞大有力、私人力量的渺小不计迫使人们成群结队、抱团取暖,否则,人类永远是自然的奴隶,并只能如萨满世界的人们那样匍匐于山川湖泽、膜拜于鱼虫草木,所谓威武不能屈的主体精神只能在对象压抑下不得伸展。说它是基本方式,在     

民间法谚中的民间法

作为生成并通行于乡土社会大众中有关法律的民间用语形态,谚语是一种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以比喻、概括的手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真实感受。法谚作为民间谚语的一种,深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中,揭示了很多关于法律的道理,体现着丰富而深刻的民间法思想。它不仅是乡民们对某些社会问题达成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共识,更是一种对后人进行指导和鞭策的行为法则。作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法谚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法律生活的范围,基本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和法律现象,体现着传统中国乡民的法律意识和诉讼心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新生社会组织培育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意味着将对社会中作为重要参与主体和组织形态的社会组织其数量和能力提出要求.新生社会组织由于其所处的阶段特征,具有目标与愿景背离、历史责任与治理能力矛盾、内部治理机制薄弱等典型问题,应把握新生社会组织所处阶段特点,设置适合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政策,创新帮助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方法,打造促进新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环境,使新生社会组织能够发展成熟,承担新时代的历史责任.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民间信仰治理问题与出路

当代社会为民间信仰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但民间信仰也应该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民间信仰要适应当代社会,不仅需要自身不断调整发展模式,自觉主动地与当前主流社会相适应,更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其与新时期新形势相适应,健全治理机制,规范治理框架,发挥积极功能,减少消极作用。     

实现社会转型正义的民间法路径

社会转型正义可分为:社会转型的消解正义与社会转型的建构正义。在民间法与国家法二元规范体系视野下,社会转型正义应该是法治化意义上的正义。民间法体现社会利益的诉求,凝聚社会转型的共识,构建正义转型的机制,它所具有的这些独特品质,使其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发挥功效成为可能。民间法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有三条具体路径:供给社会转型所需的社会理性、构造社会转型的秩序、促使法制体系迈向法治体系。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是二者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各自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同时,还应为民间法在社会转型中发挥作用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在实现社会转型正义中,关注民间法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扩展民间法成长的空间,也有利于丰富社会关于治理逻辑的想象,进而为当下社会改革实践寻求新的算法。     

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     

论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

民间法与法律接受都具有的主体间性使得二者具有相契性,并因此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的作用得以发生。民间法在法律接受中具有三种主要的、独特的作用,即作为社会主体进行价值衡量的尺度;整合法治资源;培育自身生长点。这些作用的发挥不仅可以在法律接受中勾连整合民间法与国家法,还可以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同时,这些作用被社会主体的法律接受行为串联成为一条作用链,共同促成良法善治的法治愿景的实现。     

整体性治理下苏南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苏南是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苏南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在推进整体性治理过程中,苏南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与责任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一站式供给服务的运行机制以及优化的供给服务方式,由此,推动苏南社会治理体系出现多元共治和协同治理的特征,实现了“政社善治”、“社区善治”与“包容性发展”方面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