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问题研究——从实证角度探寻量刑均衡的制度构建

在刑事审判中,量刑均衡作为量刑原则应在法官合理合法量刑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目前该原则更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较少约束司法实践。这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较大差距在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理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主要基于量刑均衡理论,同时紧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在跨越南北的三地区司法实证考察的基础上,采取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全文的论述。     

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我们从醉酒状态的认定入手,认为应将血液检测作为涉嫌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取证必经程序;在醉酒驾车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评析,提出可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确定不同类型醉酒者的刑事责任;在主观状态方面,认为醉酒驾驶是故意犯罪,并对自愿醉酒、非自愿醉酒两种类型的主观...     

辨析危险驾驶罪的若干问题

2011年我国刑法确立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的确立,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将起到提前预防作用,从而使高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能以刑法规制。但同时在实务界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成罪认定标准还存在很大的空白,缺乏理论指导,危险驾驶罪仅包含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即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追逐竞驶能否构成犯罪还要考虑"情节恶劣"的情况,因此,"情节恶劣"需有一个司法指引以规范认定标准,醉酒驾车行为构成犯罪则需要确立行为人身体酒精含量标准,即行为人身体内酒精含量多少为醉酒,本文试途对其相关认定标准进行探讨。     

危险驾驶罪实现量刑均衡的思考——基于299个案例的实证考察

从湖北法院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审结的299起危险驾驶案件来看,危险驾驶罪存在量刑失衡的问题。应从统一入罪门槛标准、体现各种量刑情节、明确缓刑适用标准、规范罚金数额标准以及平等适用免处标准等方面,来实现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     

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实证研究——以W市两基层法院近五年刑事案件统计数据为例

W市两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统计数据表明:交通肇事罪自首率高、逃逸率低、行为人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例高等导致了缓刑适用率过高的现状;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数量在逐年增长的情形下,虽然取保率高,但囿于自首、被害人谅解等从轻或减轻情节甚少,导致了缓刑适用率低的现状。这样的现状表明: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在量刑上明显失衡,在刑法体系上也明显失衡。于此,应当根据罪刑相当原则完善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标准,完善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以均衡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     

检察机关办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疑难问题研究——以J县危险驾驶基本情况为实证

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逐渐提升了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因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到了一定的指引和规范作用。但是经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罪无论从实体认定、量刑处罚、执法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诸如实体认定中道路、机动车的认定,量刑中出现的主刑、缓刑适用不均衡,酒精含量对量刑的影响未细化等问题以及执法程序出现的血样的提取、保存、送检问题,检验主体非司法化和因鉴定意见适用标准、记载事项影响鉴定意见的合法性等问题。因此建议立足基层实践,从立法和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疑难问题的标准,规范实体认定中道路和机动车的认定标准;细化量刑规则,从主刑和缓刑方面均衡量刑;严格执法程序,统一司法适用尺度,细化血液提取、保存、送检从程序到主体的规定,做到鉴定结论全面、准确、规范记录,以此提高危险驾驶案件办理的公正性,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以司法理性与审判效率的契合为视角

鉴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一年之际暴露出的诸多困境,司法实践应从出罪途径和量刑标准两个方面来破解定罪界限与量刑失衡现状：通过反证抽象危险的不存在及适用总则第13条来构建合理的出罪路径,以期坚守司法理性和刑法的谦抑性;通过量刑规范化来统一量刑标准和程序参与,确定从量刑起点直至宣告刑中各个环节的标准和影响幅度。从而＂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量刑的规范和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效率和社会认可。     

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证辨析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逆向行驶、随意并线,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如何准确定性至关重要。以实践中承办的一起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两罪的竞合点和区别之处,对此类案件的定性阐明审查要点,并进行个案辨析,具有借鉴意义。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与把握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罪名,如何掌握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并准确判断醉酒驾驶者的责任能力和主观态度,是司法工作者应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四川省经济犯罪的经济分析

介绍犯罪经济分析的相关基础知识和方法,并结合四川省经济犯罪的案例和实际数据分析犯罪供需之间的关系。结论:经济犯罪的特征取决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消灭经济犯罪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福建省绑架犯罪现象透析

文章运用统计法对在 1 995年 1月 1日至 2 0 0 1年 6月 30日之间发生的、由福建省公安机关管辖的 1 31 3起绑架案件进行分析 ,从而全面掌握福建省绑架犯罪现象基本状况 ,进而揭示此类犯罪的特点及运行规律。     

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修正论——“毒驾”入刑之再提倡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只将“醉驾”与“飙车”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显然,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无法涵盖所有应当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毒驾”行为入刑势在必行.对于“吸毒”的主观界限,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吸毒”内涵保持一致,也即既包括出于非医疗目的也包括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对于“毒驾”行为的入罪标准,选择“零容忍说”较为恰当,即只要驾驶者吸毒,不论其体内毒品浓度,一律可以入罪.     

我国洗钱犯罪现状分析

每种犯罪，在行为的最后似乎都要有个买单者才能表现出犯罪周期循环结束，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洗钱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众多犯罪交易的一个必要步骤，担负着资金回流的“重任”。从洗钱存在及衍变的趋势分析出发，分析洗钱犯罪在我国的现状，从而为从根本上认识洗钱犯罪的全貌打下基础。     

爆炸案件中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界定探析

在爆炸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界定存在一定难度。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应该以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为主要依据,还必须考虑爆炸手段、爆炸结果等客观方面的内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8年的556个案例

我国目前形成了一个由强制性排除规则、裁量性排除规则、补正规则三个规则组成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正在逐渐丰富,但是相较于立法,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仍然举步维艰。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六年的556个样本为调研对象,通过宏观数据统计与微观案例研究两种方式分析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提起数量逐年上升,申请被排除对象多为非法言词证据,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极低,且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比例最高,申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多存在辩护律师,部分案件虽然成功排除了非法证据,但是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仍然没有太大影响。     

论死刑的威慑力——基于域外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A国与C国有关数据进行的辩证分析表明,现存证据对于死刑具有威慑力的证明是出人意料脆弱的,死刑是否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不仅仅值得合理怀疑而且更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从这些实证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死刑的作用并不广泛,且无法确定其作用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在当代刑法理念已经从报应转换为纠正、维权的今天,我们应当从中明确我国刑事立法推进的大体方向。     

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调查——基于川渝地区的实证研究

“机器换人”就宏观范围和长时期来看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有限,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较明显。作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如何处理四川及重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进而就业压力大与代表先进技术的机器人应用之关系,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基于川渝地区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川渝地区机器人应用对该区域就业总量影响不明显,但就业结构明显呈现高级化特征,即机器人应用促进劳动力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的同时,挤出第一产业劳动力。因此,川渝地区应加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及三次产业的机器人应用,完善再就业引导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才能更好地应对机器人应用对该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     

“量刑运算化”理念之提倡——以实现量刑结果可验化为目的

“胡斌飙车案”作为研究量刑制度比较典型样本的意义在于，该案揭示出了：社会各方对案件判罚结果之所以发生冲突，归根结底是双方对于量刑结果的“求解”过程存在分歧。这也反映出在当前量刑机制中，推行量刑的“运算化”实有必要，即由过去粗放式的“估堆”量刑转变为精细化的“运算化”量刑，使量刑过程由“可言”向“可验”转变，由此使量刑结果可供刑事诉讼当事人共同验证，进而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