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腐败风险及其防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行政管理H趋表现为公共管理社会化、公共决策民主化、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防范社会组织腐败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政府—社会视角下个体腐败成因分析与变革路径

个体腐败是反腐倡廉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然而微观个体腐败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性与环境因素。强势政府对公民监督与反抗力量的劫持,致使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处于失衡状态,政府中个体腐败因子日渐滋长;政府组织对公职人员尤其是下级行政人员的某些人格抽离,导致有的公职人员道德判断能力的磨灭;有的不道德的社会环境不断培养出人格扭曲的个体,使得大量怀有腐败动机的个体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致使社会共同体日渐丧失了对腐败进行监督与反抗的意识与能力,甚至使有的人表现出对腐败文化和腐败行为的认同与包容。因此,政府组织与社会系统的多重变革是当前解决官员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     

权力腐败成因分析及其防治对策初探——帕森斯行动系统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分析

利用帕森斯行动系统论,从我国权力运行模式内在弊端,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价值观转变以及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方面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析我国权力腐败日益严重的根源,从而对防治腐败提出相应对策。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产业集群定量化研究

近几年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吸引了许多学者加入到产业集群研究中,这些学者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其中包括经济地理学、产业组织学、技术经济学等。新经济社会学的出现,为产业集群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本文尝试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特别运用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进行产业集群定量化研究,并作以实证检验,旨在为产业集群定量化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发展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开始迈入发展的新时代,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新时代全方位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一)新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际平。”     

高压反腐下的腐败变形与“腐因”再分析——基于网络田野调查的案例讨论和分析

腐败的变形或隐藏已经成为高压反腐后的一种"新常态",甚至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腐败模式",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本文正是聚焦在这一问题上,对腐败的变形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腐败进行文化和制度上的反思。研究得出:并不是我们没有制约腐败的方式,而是我们没有有效落实。同时,群众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故而腐败才在有些官员中屡禁不绝。要注重群众网络举报的参与性,以此来完善监督体系。     

体制涅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理论探索

缘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差异,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基于此理论视角,中国学者在分析社会治理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思路,预设了不同的操作路径。主张重塑"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主体性互构论",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国家在行动、市场在行动、社会在行动",推动"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合作共治、互构互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相呼应,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现代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它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范行为——基于社会共享价值观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均衡的。在从旧的平衡转变为新的平衡过程中,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均处于变化之中,新旧共享价值在交替、认同、确立与践行当中常常发生缺位、错位和失调现象,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缺乏某种共同价值标准和价值实践原则的持续指引,使社会组织和个体的社会行为失去统一价值依托与准绳,导致了各种偏离社会发展和威胁社会稳定的失范行为持续和大量地发生。     

网络舆情事件及其风险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指明了新时期社会风险所涉及的重点内容。网络社会所形成的复杂舆论信息环境已成为社会风险衍生的主要动因,社会潜在风险极易外化为网络热点舆情事件,亟待对其进行规范性定义,并基于网络舆情事件与传统突发事件的差异化研究,对其形成过程及其风险演化特征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     

数据治理视角下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路径研究——以L市为例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不仅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必由之路。以数据技术嵌入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的智治模式,将对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各方面实现新的价值重塑,即从传统管理到数据治理的思想重塑、从传统人治到技术智治的手段重塑、从单一主导到主体多元的主体重塑以及从效率低下到效能提升的结果重塑。在具体实践中,L市社会矛盾纠纷智治存在着数据思维缺乏、信息孤岛、数据分析和应用不足、数据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要从重塑治理思维、开放数据共享、实施人才战略、完善体制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智治的实践路径。     

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及廉洁治理对策——基于十八大以来125个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总结腐败的规律性特征,提升当前和下一阶段反腐败工作的精准性、科学性和及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相互交织,具有明显的主体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类型特征,汇聚而成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大数据画像”。政治权力异化内因、政治生态恶化诱因和政治监督弱化外因是腐败犯罪生成的重要原因。强化腐败惩治增强“不敢腐”的法治震慑,优化腐败预防增强“不能腐”的机制保障,改进廉政教育增强“不想腐”的政治自觉,一体推进廉洁治理。     

论网络“大V”的社会责任——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角

网络"大V"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日趋显著,喜忧参半。思想政治教育的"泛主体说"、"非正式群体"、网络载体、隐性教育等理论都说明了网络"大V"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网络"大V"应该主动承担起自身的法律、政治、道德、科学等社会责任,这有利于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唱响网上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治理绩效与社会资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外部性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区统计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行业性社会组织与公益型社会组织对于经济发展和治理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本文从社会资本外部性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社会资本不仅具有正的外部性，还具有负的外部性。社会资本外部性的基础是社会资源的“交换”和“共享”机制，正外部性社会资本由于社会资源共享而增值，由于边界开放，受益者非特定，而能促进社会效率；负外部性社会资本由于特定结构上的特定群体通过社会资源“贵买贱卖”、剥夺其他受益者机会，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社会资本发生转移的零和博奔。行业性社会组织有时作为一种负的外部性社会资本而存在，其在经济发展、政府治理中可能扮演着负面角色，因此政府在培育、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对其监管。     

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转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踏上了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新征程。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出社会活力,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     

社会转型期乡镇政权行政行为分析——基于武威市J乡的个案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对乡镇政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我国发达或较发达地区,而对西北地区乡镇政权研究显得较少。我国西北地区社会要实现顺利转型,由于经济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完全取决于该地区的乡镇政权,因此,建立高效的组织坚强有力的乡镇政权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发生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事例,对乡镇政权行政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为西北地区的乡镇政权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智慧城市安全风险表现及其治理效能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考察

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化的自系统,是各类技术的集成应用,多源异构网络、数据飞速流动以及设备频繁交互等使得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相关风险集中性地体现在支撑环境、技术异化、信息安全以及道德伦理等多个层面,且日益表现出风险发生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演化的动态流溢性以及风险内容的交叠耦合性等诸多特征。面对如此复杂化的智慧城市安全风险现状,一方面,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完善现有的技术架构,追求负责任的技术创新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吸收“数字新政”的战略理念,构建竞争性的智慧城市系统,以此维持整个城市的鲁棒性,推动智慧城市更有意义、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