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珍惜中国传统法——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反思

在目前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中,法律史的状况有些令人担忧。在教学中,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制史的课时越来越缩减;而有些课程,如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为“选修”。这种学科的分野和讲授时间的匆忙,不仅很难将具有五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法较为客观地展现给学生,而且误导研究,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法的片面理解,进而造成社会对传统法文化的自信阙失。本文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学科所具有的意义论证珍惜传统法的重要。因为珍惜是复兴的前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律发展无法离开传统的平台,所以传统法的改造成功之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形成发展之时。     

刍议法律史的研究方法

学好一门学科首先要掌握好学习方法,一个好的研究方法将会在学习中让我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法律史作为一门综合性很高的学科,其中蕴含的研究规律与方法是十分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浅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着作。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新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传统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囿于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理想深度和广度。鉴于此 ,作者在对传统的指导思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在新世纪得以发展和光大的几点思考。     

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比较法制史”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科分类 ,还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长久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早期的法制史学者不仅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科研中运用比较法制史的方法 ,还在《比较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中国的法制史学科发展历程中 ,学者们也很重视比较法制史。 2 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化 ,及时转换研究视角 ,尽快构建比较法制史的理论体系 ,发挥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以提高法律教育的质量。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在法史学危机的背景下,当代(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在资料性、传承性与方法论上对中国学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用余英时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等代表的学人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虽然受到外在机缘的一些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仍恪守了学术本位的"虚学"立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略论李大钊对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贡献

李大钊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其史学理论及史学思想不仅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之功,还对近代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唯物史观为考察法律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开辟了研治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新路径。他不但对法律史的学科归属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新的法律史学科架构,而且提出了研究法律史学的科学方法,为近代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反思与重构——以既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及其教科书为线索

西方法律思想史前辈学者的辛勤努力下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 (其成果主要和必然表现在课程和教科书上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批判和反思是研究的必经途径和必要的方法 ,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亦然。因此 ,在现代语境下 ,需要不断地对西方法律思想史进行重新的理解和解释 ,尤其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意义和教科书的写法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 ,以期重构西方法律思想史。     

侵权法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思想史的札记

"法律与经济学"理论运动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当今美国主流法学流派之一,这在法律思想史上实属罕见。法律与经济学对法学和法律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通过以"思想史的角度"对法律与经济学之"侵权法理论"展开讨论,重点表现在科斯的成本理论、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和波斯纳的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     

方法、思路与问题——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版)

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为例,探讨研究者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揭示了两种文化的类型特征,局限在于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为完善这些类型提供了思路;接着指出研究者在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时所怀有的是一种理解与沟通的心态,并对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最后清理了研究者运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会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思路,从中探寻研究者从激进主义向文化守成主义转变的现象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