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试论近代泰国当权集团的民族主义

泰国(史称暹罗)是近代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保持政治独立的国家。二十世纪初,随着东南亚各国争取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泰国当权集团为了维护独立,巩固统治,也先后倡导和鼓吹民族主义。本文拟就泰国当权集团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与特点,试作论述。一、泰国近代民族的形成与特点如所周知,1855年的英暹条约(又称鲍林条约)及其后与欧美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泰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近代国际政治的急流中,沦为半殖民地。但由于     

非洲地区发展的体系性转型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时间持续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非洲地区国际体系显示出高度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非洲正因疫情而进入发展转型期。在国家层次,经济重建、政治本土化与安全复合化发展正在推动非洲国家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调整期;在地区层次,由于治理能力和对外伙伴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非洲地区治理机制进入新的改革期,中等国家所提供的驱动力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在全球层次,美欧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正向非洲蔓延,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重塑期。非洲体系性转型面临危机集中释放的严峻形势,如能妥善应对则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论美欧发达地区的逆全球化现象

自2016年以来,美洲地区的美国和欧洲地区的一些欧盟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诸如提高关税、禁止移民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在此方面,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和措施更加全面而激烈。北美和欧洲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之所以从过去的全球化主要推动者变为现在的全球化反对者,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影响和结果。从国家层面来说,由于一些国家维护全球化的成本超过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特别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在此方面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因而不愿再继续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从国家内部来看,全球化给美欧发达地区国家的社会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族群撕裂、公共安全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国内全球化反对者的力量不断壮大并最后超过了全球化支持者的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化在美欧发达地区失去了民意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做法并非短暂的政治策略,而是将持续数年的一个漫长过程。美欧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转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主义的回归;二是民族主义的复兴;三是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人才与技术交流受阻;四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增多。这不仅意味着美国过去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存在严重问题,而且其逆全球化趋势还将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     

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

本文梳理与分析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作者认为 ,两种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社会中文化与政治合流的产物。但总体上看 ,前者的核心是文化认同 ,后者的实质是政治认同。两者密切联系 ,但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全球化时代 ,两种民族主义既显示了各自的力量 ,也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 ,它们在被削弱的同时 ,也得到了强化。如何处理好族裔认同与公民认同之间的关系 ,塑造一个祥和的世界 ,仍是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乌克兰危机的历史经纬与现实启示

乌克兰政治危机迅速演变为美欧与俄罗斯之间争夺乌克兰的对抗,并导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这是近些年来推动世界格局进一步变化的重大事件,其后续效应深远。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加上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和西方插手而导致,如果乌克兰从此成为美欧同俄罗斯角力的前哨阵地,不仅可能导致乌克兰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而且也将毁掉美欧试图把俄罗斯纳入与西方合作的国际体系的希望。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出路还是在于各方通过谈判实现。从乌克兰危机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冷战尚未结束;美国霸权还在衰弱;中国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国际地位。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兼论中美经贸摩擦的新博弈

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兴起及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在主权财富基金有关的问题上,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日渐加深,21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与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体系受到剧烈冲击,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望进一步延长。     

中东民族主义与政治发展:历史、现实及前景

中东政治发展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嬗变。在中东早期宪政改革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民族主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主义与当代中东政治发展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角度看,当代中东民族主义并没有衰落,而只是处于转型阶段。当代中东政治发展只能超越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而不能超越民族主义的历史。其面临的困境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中东民族主义的制约,更不能以超越民族主义作为解决的途径。民族主义与中东政治发展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相互扬弃,两者统一于中东国家自身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     

国际安全议题:延续与转变

国际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大致经历了冷战、冷战后十年、全球反恐、大国竞合四个时期,核心议题也随之由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环境、疾病、能源、网络等多元领域不断拓展延伸,议题的演变既展现出稳定的延续性,又呈现出新时期的重要转变。其中,国际体系的本质、“国际安全”概念界定的逻辑缺陷以及学界对传统军事、政治领域的关注是议题延续的主要因素;大国政治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安全”概念和安全机制功能的不断扩展、现实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和美欧在安全议题设置中的主导权,则是合力推动国际安全议题变化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安全议题的发展变化也是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缩影。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议题中的传统议题重新焕发生命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非传统安全议题继续与传统安全议题并列占据主流位置,而一些交织型安全议题和前沿性安全议题也在大国竞合的背景下受到更多关注。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

1917年11月7日,斯莫尔尼宫沸腾的欢呼声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日,镰刀锤头国旗的悄然降落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地球上的消失.短短74年转瞬即逝,苏联于一夜之间突然崩塌,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不解,同时也为中外学者研究这一20世纪的"历史之谜"留下了永恒的课题.     

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动摇了在伊朗乡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伊朗的发展。伊朗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因白色革命的成功推进而发生了激烈变革。经济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客观上要求政治领域进行相应变革。巴列维无视这些变化 ,继续强化君主专制 ,推行独裁统治 ,致使新兴的社会阶层无权分享政治权力 ,传统的社会力量被摧毁。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引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 ,推翻巴列维王朝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战斗目标。因此 ,白色革命后伊朗经济现代化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滞后状态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     

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崩溃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失败,社会性失败必须从经济基础找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是这一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与个人消费的不可计划性之间的矛盾.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纳入统一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存在前提.个人消费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个人消费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由此便形成了否定苏联计划经济存在前提的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是压制个人消费,用供应短缺方式使原本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的个人消费变成可以统一计划的,这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压制个人消费是苏联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内部条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隔绝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从长期看这些条件都是难以为继的.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世纪之初俄罗斯经济迅速反弹的原因分析

1999年以来 ,俄罗斯经济走势一改经济转轨以来连续下滑的颓势 ,出现触底反弹并持续增长的积极迹象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增长主要的仍是经济严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 ,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从俄罗斯转轨以来的经济走势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持续好转的原因及经济增长前景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启示的。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离岸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在跨境贸易结算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充分发挥预期中的功能,这也引发了各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原则上,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离岸市场有助于克服人民币自由流动受限这一障碍。历史经验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离岸市场能够有效地推进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遵循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输出、跨国企业四者并举的"中国模式",其中未来的离岸市场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和配套准备才能真正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引擎。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roles of the US and of the EU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standoff has escalated since North Korea let slip that it wa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hile James Kelly,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as visiting Pyongyang in October 2002.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acknowledg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discount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the suspected nuclear development facilities, and North Korea has stood firm against any pressure to halt its nuclear develop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ialogue and meeting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major countries concerned, including Korea, the U.S., Japan and China, have been activated to resolve the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specially after the U.S. pronounced an end to its war against Iraq in early May of this year. In the middle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inter-Korea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initiated by the Sunshine Policy of the Kim Dae Jung administration and followed by the Roh Moo-hyu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not separable from the nuclear situation. This paper follows recent developments of inter-Korean relations, illustrates South Koreas stance on the issue and suggests the EUs role on the nuclear issue. 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EU Journalists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Asia Europe Foundation and the Korea Press Foundation (KPF), held in Brussels, Belgium, May 22 2003.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KPF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