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农业: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安排

我国 2 0多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典型的渐进式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这种变革难免产生外部性、“搭便车”及制度供给滞后等问题 ,因而必须及时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来矫正诱导性制度供给的缺陷     

政治文明：政府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制度变迁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公共行政存在着多方面的弊端 ,需要政府自身进行制度变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推动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政府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力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 ,内在动力主要包括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 ,应该从政府组织制度、政府人力资源制度和政府行为制度三个方面推动政府制度变迁。     

从新制度主义观点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

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农民身份制度的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政府在认为预期收益将大于预期成本后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惯性,使农民转换为市民的过程中仍遇到很多障碍。改革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正式制度,重塑非正式制度来推进农民身份转换显得特别重要。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我国20多年来高等教育评估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很有意义。我国高教评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变迁形式主要是强制性变迁,前期制度供给充足,而后期则相对不足。强制性变迁对于我国高教评估的全面、有效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利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健康发展。当前,只有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的制度变迁路径,采用市场化的引导策略,才能使高等教育评估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实现动态的平衡。     

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被制定及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决策权、财政支配权及制度变迁的供给权的情况下,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制度变迁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源产业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淘汰落后产能为例

中国实行淘汰落后产能制度是强制性资源产业制度变迁,政府在该制度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使该制度变迁取得了行政效率高、成效实现快、市场有关主体接受快等值得肯定的成绩。同时,由于初始目标具有短期性,尚存在市场效能发挥不够充分、投资者保护不足、恶化国民收入分配和抑制民间投资、牺牲法治等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制度为例,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政府行为与资源产业退出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政府行为改进的措施。     

地方政府竞争中的制度创新及异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的压力之下,起着政治企业家的作用,进行了诸如产权制度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行为。但行政性分权的非制度性和非稳定性,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式微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导致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中的悖论,地方政府在政府竞争中以曲解规则、补充文件等异化的制度创新行为和方式来理解和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实施的制度规则,以求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供给理念下的政府制度创新

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政府在整个系统工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最终取决于政府体制上端的制度安排。为此,我国政府应该从公共服务理念、公共服务决策机制、公共服务主体体系、公共服务运行过程以及公共服务安排方式等五个维度进行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研究

导致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过速变迁以及由制度变迁引致的不确定性。制度的过速变迁使消费者未来和潜在支出加大 ,抑制了消费倾向 ,提高了储蓄和投资倾向 ;而改革过程中改革成本的全部和部分的转移给居民等其他支出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到消费需求。正确认识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 ,对理顺供应和需求关系、促进消费、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论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的市场绩效—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广州市民营经济发展为个案,从实证角度分析和研究制度变迁对民营企业行为以及民营经济市场绩效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应从制度非均衡入手,加大对民营经济制度供给力度,推动制度变迁速度,不失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经营城市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制度分析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产物,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城市政府进行的“经营城市”的制度设计,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但部分城市政府在经营城市中存在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的观点,造成土地价值的流失和土地利用得低效。因此要进行制度的创新与修正,更加合理地利用稀缺土地资源。     

我国国企制度变迁方式与时机的选择

任何一种制度变迁方式都不可能单独解决所有的制度供给问题。但是制度变迁只能以一种变迁方式为主 ,其它变迁方式为辅。这就要求把握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时机。文章以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分析

文中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会计准则变迁进行了分析。我国的会计准则变迁是强制性、渐进式和被动式的。当前,我国会计准则变迁中存在制度供给不力、带有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知识存量的积累不充分和技术创新迟缓以及制度执行失范和制度间制约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在政府重视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继续深化会计制度改革。     

凭单制在我国教育领域中的适用性分析——一种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作为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一种特殊方式,凭单制在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凭单制在我国公共部门改革中的应用,却只是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发生的现象,其中尤以浙江长兴县的"教育券"改革和湖北监利县的"教育变法"最为典型.从传统体制下的行政垄断到发行"教育券",无疑是一种制度上的变迁.这种变迁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变迁模式与变迁方式则依当时的客观情况而定.作为我国本土自生的凭单模式,长兴教育凭证和监利"义务教育卡"具有一定生命力,在特定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很大推广价值.     

我国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政府的制度创新研究

我国可持续发展现存的种种问题主要是由政府的制度供给不足和不合理所造成的。政府的制度创新是我国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本文就政府自身体制、政府市场调控机制、政府法制建设与文化建设四方面探索政府的制度创新,以期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制度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

制度的作用在于规范和调整个人、组织、政府及相互间的关系,而在诸多关系中利益是绕不开的内核。社会转型期是利益分化和冲突明显的时期,社会范围内的制度形成和演变背后活跃着利益集团的影子,其利益冲突既有赖于制度协调,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催化剂。要以较低成本实现社会变革与转型,应遵循制度变迁的竞争逻辑、建设市场强化型政府并推动制度构建主体的广泛参与。     

我国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分析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即旧的制度安排转变为新的制度安排。不确定性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政府行为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实现方式——以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多层次拓展为分析进路

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性需要与演化变迁需要的矛盾运动,导致制度总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在不损害社会制度稳定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制度滞后时滞,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变迁路径的目标。在社会制度二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变迁路径表现出彼此迥异的特点,而两者的不同变迁路径对于整个社会制度来说各具作用,不可偏颇。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实现国家法与民间规则的互动极具必要性,而通过制度科层供给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减少制度滞后的时滞与社会成本。     

慈善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慈善供给的增加,既有宏观上的消费效应、分配效应和发展效应,又有微观上的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供给动因。我国现阶段的慈善供给不足关键在于慈善的消费偏好缺失、供给成本过高和激励机制缺陷,要实现慈善供给增加,必须转变慈善观念、畅通慈善通道和完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