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能否为“多哈之年”

国际社会企盼年内结束多哈回合,这个愿望也许将再次落空 7月1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日内瓦小型部长会议因各方僵持不下提前一天结束,“一如既往”卡在农业谈判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从卡塔尔多哈到墨西哥坎昆,从中国香港再到瑞士日内瓦,5 年来多哈回合一路风雨飘摇。面对屡屡错过的时间表,面对愤而提前离席的印度代表,一向乐观的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也不得不承认,谈判真正“陷入了危机”。     

政府改革五年“温故”

过去的五年,这一届政府围绕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自身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有些改革是从整体上推进的,有些则是通过综合改革试验区如深圳、滨海新区等展开的。行政体改五年间过去五年的探索中,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着力进行了以下五方面的改革:     

五年试点“筛选”改革路径

关注今天的改革试点,就是关注现阶段中国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如何选择未来改革攻坚的路径与策略3月5日,两条重要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一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二是中央发布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2006年辽宁省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

2006年7月20日至26日,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35名华裔青少年,加入2006年辽宁省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他们在沈阳和大连两地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2006年全国“自主创新与人才开发”论坛综述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精神，2006年5月22日至23日在湖南省株洲市召开了2006年全国“自主创新与人才开发”论坛。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专业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南省人才研究会、中共株洲市委主办。参加这次论坛的正式代表有67人，列席代表200多人。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徐颂陶、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聂兴国、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四处处长罗梅健、国家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刘宝英、国家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胥和平、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苏仁华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十年改革的两个“出乎意料”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将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列为议程之一,向世界发出的一个讯息是,处在关键时刻的中国,将在一些关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上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1年前,当中共中央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构想,并于次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将此构想具体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国内外敏锐的观察家们立即觉察到,在经历了15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程后,中国已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全力构建一种以市场为取向的全新的中国式经济体制。 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的推动下人们看到,十年来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轮廓已初步浮现在世人面前。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线条粗犷的轮廓。今天我们回望十年来的改革,可以发现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乃至科技革命均出现了许多与十年前迥然不同的新特点。中国的体制改革在进入最为艰巨的攻坚阶段后,伴随攻坚而来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社会心态复     

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

中国财税体制经过30年的改革与探索，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归纳起来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几乎窒息的国民经济的活力；第二阶段：1994—1998年，这一阶段的改革突破了以往“放权让刹”思想的束缚，走上了转换机制、制度创新之路，重构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体制；第三阶段：1998—2003年，主要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由此构建了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改革举措。     

“383”勾勒改革“路线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召开,日前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勾勒出一幅详尽的改革“路线图”。     

改革“首长财政”

改革﹃首长财政﹄湖北刘锦智前不久，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提出，财政工作要从“首长财政”向法制财政转化，逐步建立新的财政运行机制。这个提法有很强的针对性。本来，“首长财政”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应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正如张德邻所言：“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首长...     

改革“五难”

改革的共识达成之难＂共识＂,指的是在咱巴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坚持当初达成的一致诉求。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里,这种＂共识＂变得愈发复杂：不仅要在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共识,还要想办法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共识＂。对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共识——＂民意＂,是民主政治下新出现的、     

如此“付费”改革

河南省的这个调查让人吃惊:半年之内,全省72家改制的大中小型国有企业上缴的“改制费”竟高达4673万元,平均每家企业为64.9万元。 “改制费”的名目五花八门,除去房产证变更费、土地办证费、土地测量费、劳动鉴定费、公告费、财产鉴定费、资产评估费之外,还有锅炉     

安徽改革“第三波”

农村综合改革与体制创新的根本目标,是使农民成为建设、共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何开荫曾深有感触地说:要透析“三农问题”,再难找到比安徽更具说服力的“活标本”了。从发轫于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到肇始于安徽、成熟于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改革的“安徽模式”一次     

“改革”含义新解

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改革是在社会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根据我国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还可以把改革与人的主体性结合起来,从"主体意识""自我革命""主动明确的开放态度"等方面来理解。作为中国发展的前进动力和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力,改革的意义极为深刻和重要。     

北约“瘦身”改革

继去年布拉格峰会提出改革 大纲,实施东扩战略之 后,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6月中旬又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为北约“瘦身”。各级司令部将由20个减少到11个,原来设在欧美的两个司令部合而为一,另外在弗吉尼亚建立改革司令部,统筹改革事宜。这是北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制改革。     

改革需要“费多尔”

讲到夏伯阳——这位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千万不要忘记了他的战友——师政委费多尔。因为他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夏伯阳师成为有觉悟的革命军队。由此联想,改革,固然需要“夏伯阳”式的厂长闯新路,又何尝不需要“费多尔”式的政工干部为之鼓与呼?眼下,有不少厂长特别是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企业的厂长,感到“厂长难当”。难在何处?我认为,除了改革不配套等原因之外,缺少从宏观上理解、关心改革的教育,或认为只要沾上“经营承包”便可撒     

从“高等教育世界宣言”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30年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和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才真正开启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回顾过去的30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变革和大发展。结合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展望与行动》,笔者从学术交流国际化、招生就业大众化和办学模式多样化等三个方面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30年取得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人才外流、高校拖欠贷款、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以及规范民办大学等,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改革的“存异”与“求同”

正对于社会而言,求同乃是对改革的认同,而非墨守成规。比如你要修铁路,他则说老祖宗没有那东西也过来了。骑惯了毛驴,看见汽车就不快;坐惯了马车,看见火车则不快。不管什么事,稍有变异,马上招来非议。不敢为天下先,又不许别人为天下先,二者为一,成了坚韧性保守。这种思维,今天还在影响着不少人。典型表现则是,凡事没有先例不干,"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见到改革创新,不明就里就泼冷水。如此"求同",实则不想求新求变。     

“大包干”十年的反思和深化农业改革断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农业发展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由此开始的农村改革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开创了我国农业的新局面。10年前,安徽省滁县地区的凤阳人,挣脱旧体制的羁绊,率先创立了“大包     

“大顺园林”杯2006年东丽区处级干部优秀调研报告评选揭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撰文指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两种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而在社会运行机制变动过程中，某种程度的平衡机制欠缺、动力机制失范，是当今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层病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不同方面的人们对改革评价、收入分配、区域差距、效率公平等等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基本原因是，一方只注意到动力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而忽视了平衡和稳定机制的要求；另一方只注意到平衡以及现实中的很多不平衡现象，而忽视了动力和活力机制的要求。     

2006年政治学研究综述

2006年的政治学研究相对集中于8个方面,而且出现了一批新观点,这8个方面包括:民主问题、国家问题、政党政治问题、公民社会和公民资格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新制度主义问题和治理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除了民主、国家和政党问题以外,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在继续沉寂,而对新兴主题的研究则继续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