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阈下的经济协商

肇始于西方19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不仅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样可延及至经济领域,一方面在企业的管理领域和分配领域引入协商机制,另一方面大力创新工会工作,不断提高协商质量,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这是协商民主在经济领域有益的民主实践。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内涵、形式和特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当代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具有对传统民主形式进行批判和完善的价值,中西不同视域下的协商民主既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又有着民主价值目标所体现出的共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概括,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和社会对话协商制度两个层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而且现阶段正朝着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     

试论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区别与联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新转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大量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所探讨的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并非同一对象。本文回顾了西方协商民主与中国协商民主概念提出的过程,认为中西方协商民主在概念内涵、兴起的实践基础、理论地位、协商的制度与形式以及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价值追求与实践功能等方面也有契合之处。针对中国协商民主的现状,提出了推动中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国家治理视角下中西协商民主的双重超越

国家治理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从治理视角看,西方协商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治理超越。西方协商民主力图通过对民主理念的改造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帮助自由主义民主摆脱现实治理困境和合法性危机。然而西方协商民主终究走不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使其许多理论上的美好愿景难以真正转化为实践上的治理效能。与西方协商民主不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有实践探索,革命胜利后又以协商的方式建国,而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协商到政治协商,再到社会协商,最后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西方协商民主又是一种治理超越,它在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多元共治、权力监督和主体培育等方面开辟了当代国家治理新境界。     

论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及协商制度

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作用体现出协商民主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现阶段,我国人民政协中的协商民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协商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这种民主形式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合作共事为基本实现途径,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     

票决制与协商民主

本文通过对比票决制与协商民主、以及中、西协商民主所依赖的利益基础的差异,探索协商民主形式在我国的适用性。文章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协商民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形式,但它在中国的有效应用依赖于成熟的票决制对中国民主政治文化及民主习惯的提升。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引入中国,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本文认为,协商不但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而且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同时我国的协商与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该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但同时必须从国情出发,始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论宪政话语下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传统民主的复兴，在本质上具有的优越性使其成为现代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以协商民主推动我国宪政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和现实的抉择。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确认，并作出了具体安排。     

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但是具有协商特点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早就成为现实并付诸实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我们不仅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且要在更广范围、更大领域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中西语境协商民主辨析

<正>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确认"协商民主"概念,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重要论断,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制度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尽管协商民主的理论产生于西方,协商民主在国家政治层面上进行实践却存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了     

协商民主理论指导下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对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应通过保障协商民主权利、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协商民主意识、增强利益表达能力、营造全社会协商民主的良好氛围等途径,来进一步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体制机制,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其价值在于满足社会主义多元化协商主体的多样化诉求。党既是多元协商主体中的特殊一员,又是协商民主的领导者、协商主体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和不同诉求的整合者。所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满足党的执政诉求、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确保党长期执政上。     

协商民主建设的本土化路径——以立法协商为视角

立法协商是协商民主引入立法程序的具体表现,为保障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提供了新思路,在中国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中国特色立法协商源于建国初期的实践,考察其发展演进过程,先天性不足造成的困境制约了其在法治视域下的作用。对其本土化路径的探析,可从立法原则、立法成本、立法形式以及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思路,以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法治和立法的交相辉映。     

基于协商民主的工资集体协商程序完善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起实质作用的症结所在。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培育协商主体、充实协商内容、规范协商环节以及建立履约监督检查机制。     

党内协商民主的含义、价值及其彰显路径

党内协商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能够化解党内选举民主面临的必然困境；促进党的决策的科学化与合法化；限制“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党委权力过度膨胀；培育党员的民主协商意识，防止党员的政治冷漠；促进党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发展。发展党内协商民主，须加强党内协商民主的理论创新研究；推进党内协商民主制度的继承与革新；找准党内协商民主的突破口；实现基层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优势互补；培养党员的民主素质，培育党内协商民主文化；规范党内协商民主的程序。     

协商民主价值初探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除具有提升公共决策合法性及品质等一般价值之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土壤中,还具有提升我国政治合法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等特定价值。     

领导干部选拔与协商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领导干部选拔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但近年来,领导干部选拔工作陷入票决民主被滥用的误区。为使领导干部选拔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民主化水平和选拔质量,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探索运用协商民主方式选拔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