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言论自由的滥用与规制

与传统言论自由相比,网络言论自由在行使的空间、行使的主体和行使的内容等方面展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网络言论自由容易被滥用。网络言论自由被滥用的类型主要有煽动性网络言论危害国家安全、低俗网络言论败坏社会公德、虚假网络言论扰乱公共秩序、不当网络言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良网络言论损害青少年的健康等五种,应当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多种途径对网络言论自由滥用行为进行规制。     

浅析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制与保护

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如何更好地行使与保护公民言论权利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言论自由权利在立法上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本文从言论自由权利的基本概念出发,分别就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制和保护必要性、立法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网络背景下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

网络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在虚拟空间的延伸,网络背景在为言论自由提供更大实现空间的同时,也可能加剧现实中言论自由与其他合法权益的冲突,必须根据网络及网络言论的特点,按照限制慎行、区别对待、明确网络服务商责任、倚重技术等原则和方法进行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     

网络言论自由的非理性扩张及政府引导

网络作为一种言论表达工具的优越性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可,同时其带来的治理危机也逐渐成为了学界和政界关注的问题。虽然政府已经认识和加强了网络建设和网络监管,但政府仍处于被动应对的境地,远远不能解决因网络技术急剧发展而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因此政府应培养适应网络社会需要的角色自觉,认识和发现自身在网络言论自由非理性扩张中的作用;改善执政方式,引导网络言论自由有序进行;培养公民文化,夯实网络言论自由根基;促进网络立法,建立网络言论自由规则;开拓网络渠道,建立网络言论自由新模式。     

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和智能终端大量普及之下,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在沟通民情民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网络舆论监督也出现了一些如事实失真、越位侵权、扰乱司法、危害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网络舆论监督立法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网络舆论监督体制不完善等。因此,实践中要进一步完善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网络舆论法",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强化网络传播平台的法律责任,细化网络舆论监督违法责任追究制度,以净化网络舆论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网络舆论的法律规制

网络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舆论的不足,使民情民意得以充分表达,但由于我国对网络舆论的监督和管理没有建立一个合理标准,也暴露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正确引导和规制网络舆论,成为一个新的课题。网络舆论的治理需要引导、教育、规制等多种渠道,本文仅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谈谈对网络舆论的治理措施。     

论网络暴力的法律规制

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逐渐衍生出"网络暴力"现象。近些年网络暴力行为屡次挑战着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不论对虚拟世界还是现实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制还存在着有效规制手段缺乏、是否违法界限模糊、监管存在较大难度等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探索依法治理的切入点、加强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建设多元化的网络监管机制等方面予以有效规制。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协调运行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包括动因和动能的开发,即社会应为人的创造个性和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机会和舞台.平衡机制是社会达到和谐、有序状态的重要机制.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两者在理论逻辑上是统一的,在现实当中,两者有时是分裂的,表现为机会、分配和结果三大公正的缺失.     

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权益的重大价值

生态权益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人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态理论离不开对生态权益的探讨。生态权益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和致力研究的问题,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权益"的概念,但是他们在诸多论著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态权益保护的思想,摆脱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解,是他们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价值指向。     

价值的本质与具体形成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价值只是抽象劳动形成的,与生产要素和市场机制没有关系.因此,人们一般只是注重研究决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意义,而没有深入研究价值形成的作用机制.实际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是本质的规定和高度的理论抽象,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离不开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与竞争、供求、价格等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本文按照<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对价值的本质规定与具体形成机制做深入的探讨.     

欧盟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的实践及其启示

为解除社会保障对跨国劳动者自由流动造成的羁绊,欧盟采取了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的做法。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欧盟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逐步形成了以基础条约、社会保障协调法令和判例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其覆盖空间、覆盖人群以及覆盖项目日渐拓展。在此基础上,欧盟逐步建立了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机制,不仅明确了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的基本原则和操作办法,而且规定了社会保障待遇的发放程序,实现了社会保障在各成员国之间的转移接续,有效地维护了跨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借鉴欧盟的实践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海外劳工社会保障权益国际协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寻求垄断规制与发展规模经济的立法平衡

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设想由来已久,但反垄断法迄今未能出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担心垄断规制对发展规模经济将产生抑制作用。毋庸置疑,垄断规制与发展规模经济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如果采用低度立法的原则,对企业的合并和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合理控制,不但垄断规制与发展规模经济二者可以兼容,而且对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改善国家的财政以及宏观调控不无好处。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务院法制局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提出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     

网络表达自由的规制与法治化治理

网络表达自由是表达自由在网络社会的延伸和拓展。网络表达自由区别于传统表达自由的新特点以及因此产生的新问题决定了需要对其进行特别规制。从网络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来看,法治化的治理方式是当下对网络表达自由规制的最佳选择。     

由科学发展观谈社会矛盾的自我平衡协调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基本属性有两个：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否定、相互离异的趋势。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利益平衡

网络时代给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原有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以解决传统作品领域的问题;构建“许可授权机制”;引入“补偿法则”是应对挑战的制度选择。同时,“知识鸿沟”的出现给著作权利益平衡制度提出如何在“知识共享”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点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论网络表达对法律规制机制的影响

网络表达对传统传播机制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法律对表达自由规制的机制。网络表达对法律规制的影响不仅与网络表达的匿名性、网络表达媒介的无限延展性、非中心性和非地域性直接相关,而且与网络表达中表达主体、表达客体、表达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     

谈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协调与平衡

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中华大地就吹响女性解放的号角,但直到今天,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协调与平衡仍然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女性。如何达到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协调与平衡,也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一、社会价值导向是女性角色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行色匆匆的普通女工,还是身居要职的从政女性,只要是有职业的妇女,便无法逃避职业与家庭的双重负担,无法回避‘社会人’与‘家庭人’之间的双重角色冲突。”一位社会学家这样评论道。专家进一步指出,致使女性步入这种角色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价值导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网络借贷的危害及刑法规制的重要性研究

处在互联网时代,民间借贷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朝着网络化方向转变,使得网络借贷得到广泛地运用。从本质上看,网络借贷实质上就是一种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与官方金融相比,能够更高效地满足民间对资金的需求。但是,网络借贷的危害性非常高,不仅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还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非常有必要加强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本文对网络借贷的危害及刑法规制的重要性进行研究,结合网络借贷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网络借贷的危害及刑法规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网络借贷刑法规制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加强网络借贷刑法规制提供更多的方法。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价值及其实现

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主要表现在引导网民的政治方向、完善网民的智能结构、塑造网民的主体性人格及满足网民的精神诉求。当前,我们应通过树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的最大化。     

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困境及应对——从权利保护到行为规制

数据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数据权益保护也因此成为当下热点问题。我国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目前主要依赖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鉴于企业数据法律属性不明、数据权益归属不清等问题,以“权利保护模式”实现数据权益保护遭遇瓶颈,应积极探索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行为规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