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八十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其内在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农村治理模式演进的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村治理模式改革,重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以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模式。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向基层延伸和精准扶贫攻坚为中心,农村治理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正古往今来,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神治、人治和法治三种。实践证明,法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治国理政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法治是"众人之治",本身就蕴含着民主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治理中可能发生的"偏见"和"腐败",有助于促进和保证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法治追求公平正义,有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是法律之治,每个人都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三治融合”：乡村振兴的有效治理路径——基于贵州六枝木岗镇抵岗村的调查

正一、"三治融合"的源起和理论依据"三治融合"源起于2013年浙江省桐乡市高桥镇的基层实践,经过总结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治理经验。该种治理方式注重培养农民守法用法的理念,发挥传统道德等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丰富完善乡村自治工作。"三治融合"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有效化解了基层矛盾,有效促进了乡村的有序发展。"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政府治理创新应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政府治理创新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府治理创新不能是无源之水,也不能另起炉灶。政府治理创新应汲取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经验智慧,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借鉴国外行政改革领域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处理好汲取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域外经验与中国特色、区域创新与整体衔接、"体"与"用"之间的关系。     

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施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取消,渐而形成乡镇一级设政权与乡镇以下村实行村民自治,二者并存的"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30多年的实践表明,"乡政村治"模式基本适应我国乡村治理,同时在具体运行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和不足,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事关新农村建设乃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局。     

论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面向,国家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边疆治理反映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边疆的治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边疆治理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持把边疆治理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方略,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生态优先,坚持依法治边,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巩固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坚持党对边疆治理的全面领导,逐步构建起党的治边理论和政策体系,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对新时代党的治边方略进行系统梳理,对于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高边疆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的多元模式及其适用性

促进行业发展、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积极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同治理,但是学界尚未对政会共治给予足够关注。借鉴网络模式理论,政会共治可以划分为配合型共治、协作型共治和合作型共治三种模式。对S市A协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模式在存续时间、目标和前景、结构性联系、正式性、回报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适用于不同情境。政会共治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条件和互动条件,资源依赖程度、互动规则完备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能力共同形塑共治模式。政会共治多元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理解共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为在脱钩改革后建立良性互动的政会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之间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宪法赋予村民以自治权,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实现村民自治去行政化从而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是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实现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在于二者都坚持以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依归、以农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及实践过程的贯通衔接、一体推进。因此,可通过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重塑乡村社会资本、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等路径激发乡村发展内在活力,从而加快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述论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充分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三专题的核心内容,需要我们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读懂"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把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得更好。     

新中国农村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这些变化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变化的主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影响了农村治理的效度;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和农村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变迁轨迹与建构路径

作为补构公共能量场理论缺失的公共话语场在解释我国乡村治理问题时更具说服力。情景、权力和秩序构成了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其中,情景逻辑在于对抗性空间的营造,权力逻辑重视基础性权力建设,秩序逻辑强调理性化有序博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梳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虚置、真空和失范分别是帝制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的具体表征,而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和底层村民的"政治冷漠"是乡村公共话语场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基于此,应以乡村治理模式选择为切入点,在系统分析乡村柔性治理模式与乡村公共话语场耦合性的前提下,通过柔性治理结构的重塑,为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建构提供学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