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益性”到“专业性”——市场化转向中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变迁研究

为了提升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催生了非营利组织的市场化转向,引发了组织的合法性危机。过往文献多着重于探讨非营利组织维护其公益性合法性基础的努力,忽略了市场化变革中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可能发生的转变。本研究以草根非营利组织N机构为例,发现N机构面对竞争压力,为了维持生存,进行市场化改革,主动消解自己的公益性形象,专业性话语崛起并成为了机构新的社会合法性来源。然而在实践中,这一专业性话语被异化,非营利组织对专业性的追求沦为形式。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者提出了组织合法性变迁的机制：利益相关者对组织使命的认同为原组织合法性的动摇提供了可能,而他们对组织绩效的评价则是新组织合法性崛起的动力。本文揭示了一种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变迁模式,指出了非营利组织变迁过程中组织合法性基础转变的可能性,并提出应将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合法性的判断纳入组织合法性的分析框架之中。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三力合一”城市改造与房屋拆迁的协力机制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需要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而旧城改造需要拆迁使用期限已到的房屋,而预防拆迁纠纷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套政府、企业(开发商)和个人三力合一的协力机制,以保证在城市改造与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能赋予城市完美的体貌,满足城市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房屋征收：“法律”与“条例”之间的博弈

在我国房屋拆迁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政策形成层面,一直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问题,存在着“依照法律规定”还是“依照条例规定”的博弈。     

解决“暴力拆迁”还有两大门槛——解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如何解读《条例》出台的背景信息？如何理解《条例》的具体规定？《条例》尚存在哪些问题和争议？     

关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直接关系到农村深化改革的进程、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近期,福建省妇联成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专题调研组,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与上访出嫁女面对面＂等形式,对当前福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基本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村庄精英的权力再造——以H市D村的两次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基于H市D村的两次田野调查,研究了村庄精英群体的演变和"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新精英群体的行为及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村庄精英群体及村落社会的权力结构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环境下村庄精英群体发生了多次更迭,精英的角色和精英权力的基础与功能发生了很大转变,并且在集体资源耗尽和国家权力退却过程中出现了衰落。然而,在城市地区,"城中村"的拆迁改造改变了这种状况,新的精英群体通过与上级机构及人员合谋,在正式授权和村落内部利益重组的过程中重组了村落的权力结构,以各种策略行动实践了新的权力,并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实现了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城市化中理性土地征收模式创新:“谋发展”与“保民生”——温州征地的经验和启示

温州城市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模式,既有自下而上民众诉求抛砖的推动,又有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引玉的改革,其典型特点是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问题,通过三分三改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失地群众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温州征地模式,既有其成功的独特性,又有可以推广的普遍性,科学总结温州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成功经验,对于指导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和谐化进行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争议中“利害关系”的认定——乔良诉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案评析

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将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争议中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规定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而乔良案中法院通过肯定乔良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承认了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虽然法院的说理有待完善,但仍是对利害关系认定的一次突破。结合相类案例和学界理论,具体认定利害关系时应考虑起诉人是否有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合法权益是否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影响以及权益受到影响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调查研究——基于全国三省一市调查的分析与展望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如何使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并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对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省市社会组织的调查显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措施加以解决。从战略层面看,应当未雨绸缪,研究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问题,包括社会组织长远设计、领导力量统筹以及社会组织立法。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草根精英”的生成、组织与动员机制

农村“草根精英”是指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产生于农村地区的组织者、指挥者、领导者,其基本特征是:与参与者和乡民一般处于平等关系,产生方式公开、直接,影响力多为“单一型”,素质超越同侪.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 “草根精英”的主要功能有:招募、整合参与者,提炼、发布核心信息,筹集、管理资源,策划、决策事件进程. “草根精英”的生成机制体现在个体与环境结构,前者包括个性特征、道德勇气、资源优势三个方面;后者体现为上访制度、法律政策、现代化动力、权力失灵与腐败和暴力压制等体制性支持因素.“草根精英”的组织动员机制可分为情感动员的宣传鼓动机制、共同体建设的招募组织机制、事件爆发的决策指挥机制和事态平息的谈判善后机制.     

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表达——基于湖北省M村和湖南省S村的调查

农民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表达关联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学理分析,为了探讨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本文选取鄂南和湘北的两个村庄作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特定村庄公共事件中,农民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利益表达体系的现实呈现程度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种现实呈现程度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农民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表达之间总体上是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民主观、信任观、效率观对利益表达有促进作用,利益综合、合法性的接近渠道、主体行动对价值观念有促进作用。因此,应在优化内外环境基础上,强化农民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表达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效应,推动村庄治理的有序化运行。     

城市管理理念和实践的积极创新——西安市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调查与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升温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棚户区等旧城改造工作已成为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严峻课题,成为创建和谐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拆迁改造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部分地区重视不够、政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摘牌”何以促减负：基层形式主义整治的组织符号逻辑——基于Y市A社区清理挂牌的实践考察

形式主义引发的工作负担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组织权力结构,认为形式主义整治并未带来减负效果。本文以Y市A社区清理挂牌工作为例,揭示了其形式主义整治促进基层减负的组织符号逻辑：信息递送层面,对条线部门机构“摘牌”带来了文牍负担消解,抑制了上下加码的动机;关系建构层面,指导检查过程的“清牌”带来了遵从负担消解,重塑了政社关系认知;价值生产层面,业务考核环节的“去牌”带来了竞逐负担消解,推动了社区的服务宗旨回归。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整治的效果可以超越“形式”本身,带来深层的权力运行和主体互动关系调整。     

劳动者维权的一柄新“利剑”——从维权案例中解读《劳动合同法》

近年来,由于现行劳动法律、法规规定不完备、劳动侵权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维权难。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这部备受关注的法律,经历了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四次审议之后,终于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加重了违法用工成本,将成为全国亿万劳动者维权的一柄利剑。从本期起,本刊将结合过去已发生的一系列维权案例,连续解读最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     

基于需求视角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分析——以一个草根妇女非政府组织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服务于流动妇女的草根非政府组织为个案,通过实地调查,从需求视角对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在摩塞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双轴分析框架,将流动妇女需求划分为影响女性地位改变的非重要需求—重要需求和女性自我感受的弱需求—强需求,以此为工具,对组织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该组织以流动妇女的强需求为介入点,易于获得服务对象的信任与接纳。然而,在实现从服务对象强需求到重要需求的转变上,组织既缺乏对制度环境的重视,又缺乏专业的方法技能,而是将改造的对象指向承受压力的流动妇女本身,从而影响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功能的发挥,使组织的发展陷于困境。     

刚性制度下的“业务制”弹性化组织创新——基于Z省L市模块化改革案例分析

面对刚性制度与地方需求多样性之间的常态化治理困境,已有基层治理手段和组织结构设计不能总是有效回应。在系统梳理我国地方政府弹性化组织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对L市农业农村局与经济发展局“模块化”改革的深入剖析,引入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概念。研究发现：“业务制”改变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职能导向特征,以流程导向、需求导向、数据导向为核心,通过打破原有的横向职能分工以及纵向垂直管理,在组织内部嵌入了更具弹性、开放性与动态适应性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政府内部横向协作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政策的贯通执行,为推进纵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风险和结构性阻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涉法维权悄然“转向”——对某高炮旅基层官兵涉法问题新变化的调查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部队官兵及其家属涉法问题逐渐增多。沈阳军区某高炮旅党委在坚持深化普法教育的同时,结合具体事例因势利导。教育官兵转变观念,科学合理地解决涉法问题．带来了涉法问题解决方式、方法的良性转变．该旅发现并处理的官兵涉法事件解决率达90％以上．经验被军区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