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度

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对政党执政进行考量的两个基本向度。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党执政后必须始终重视的重要问题。执政合法性主要涉及执政理念和执政绩效问题，执政合理性主要涉及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问题。在现实中，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试论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正>所谓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一方面,就执政党来说,其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符合民意,做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其执政理     

“两个选择”与党的执政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由来和群众基础,阐明了人民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能够带领自己前进的领路人。一、“两个选择”构筑起党的执政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就是指政治组织和政治体系基于被民众认可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     

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

学习型政党作为一种党建模式,是指将“学习型组织”这一管理理论运用于党的组织建设中,在内部树立起新的学习理念,不仅重视学习,而且善于学习,形成浓郁的学习气氛,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机制,形成全员学习、团队学习、组织学习的局面,从而提高整个政党的群体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提升执政理念,改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创新的有效途径。     

公平正义与执政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概念。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也开展了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初步研究．提出要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的重大命题。尽管对什么是“合法性”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表达．对“怎样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也仍然见仁见智。但一个极为重要的共识已经形成．这就是写入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文件中的一句话：“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     

界定政党体制和政党制度是依法执政的要求

长期以来,将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简单地认定为"政党制度",这是对宪法的误解.宪法的实质含义主要是在执政资源方面就我国的政党体制和一定的政党制度做了归纳,而不是政党制度的法律规定.准确掌握宪法含义,严格区分政党体制和政党制度,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在于实践中为依法执政奠定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政党执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选择

一、政党政治与执政取向 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时代最通行的也是最突出的政治现象。政党执政即由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对经济、文化、社会公共事务进行领导的治国理政方式，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做法。综观当代世界，各国政党执政方式、执政模式和类型并不相同，各有特点。如果我们以宽广的眼界、     

执政合法性与党的建设转型

从合法性的视阈研究党的领导和执政问题,把政治学与党的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党的理论研究,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回应,也有利于促进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改革和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合法性方面提出许多思想、观点,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也在实践中经历了风险考验,应该研究和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符合人民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好的党,发挥出党的先进性及领导与政治核心作用,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和宪政的要求规范党的活动等方面改进、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     

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具备执政资格和平稳执政的前提,而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保证,同时,也使其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要作,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使党在新时期获得执政合法性有了可靠的形式保障。因此,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     

执政合法性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转变执政理念,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增进社会和谐因素,巩固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有效性、合法性与政党先进性

政党履行职能发挥社会作用,完成基本功能,体现其有效性,才能获得人民对其信仰或认同,从而获得合法性。要实现有效性合法性,前提是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只有这样,政党才能在竞争中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政党执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体系构建

政党执政制度属于国家政治制度范畴。科学构建政党执政制度是现代政党执政的规律性要求。现代政党执政制度有着客观性、系统性、根本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等多方面特点。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规则体系,对于健全与调适中国其产党执政制度,弥补其制度性缺失,实现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加强党的执政制度建设,完善党的执政制度体系。应围绕完善执政的代表性机制,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的系统性思维,保证执政的有效性展开。     

治理小官贪腐两个向度

治理小官贪腐现象有两个向度,一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二是加强监督,使腐败无以遁形。这就要做到: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建立严格的财务帐户管理和现金管理制度,解决财务漏洞的问题;与此同时,要开拓民众监督渠道。     

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的关联性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执政合法性的资源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但是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系统以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绝非偶然,是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中国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发挥政治权威的主导作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精英组织纪律性强且政治上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又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独特品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执政为民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保持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途径。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政党外交与执政能力建设

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来说,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以更好地巩固政权、实现政治理想,都是一个恒久的重要命题。在国际国内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形势下,中共面临着严峻考验。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与其它国家各个类型的政党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可以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塑造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优化执政环境;借鉴其它国家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总结政党执政的共同规律,增强党自身科学执政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形成、完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执政合法性的三维解析

孙肖远在《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执政合法性与执政党所秉承的执政逻辑、倡导的执政伦理以及对执政规律的遵循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决定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逻辑向执政逻辑转换的过程中,通过增强执政合理性来提高执政有效性,使执政的价值追求与执政实践相耦合、执政理念的正当性与执政行为的正义性相统一、执政绩效的提高与执政的合规律性相一致,不断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