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低工资标准转型的思考

一、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社会施行最低工资标准将近120年。在我国,1949年之前国共两党政府都曾试图在各自辖区内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但真正立法施行最低工资标准是上世纪80、90年代。1984年,我国宣布承认旧中国于1930年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制定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     

最低工资制度的另一面:好政策还需实施好

正经济学家眼中的最低工资制度看起来,最低工资制度似乎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标配,用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从而避免由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问题。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最低工资制度却极易成为一项南辕北辙型政策——初衷不错,实际效果未必理想,甚至会出现反效果。     

最低工资的政策伦理演变研究——基于深圳市的思考

揭示最低工资演变背后的政策伦理,不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视角。由于路径依赖,深圳最低工资在政策形式上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回归公平"的价值演变,但在政策实质上仍然遵循着效率导向的"生存工资"理念,政策效果只是在很低程度上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从正义原则来看,最低工资政策应是使低收入劳动者过有尊严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刻认知和缓解深圳最低工资政策的现实困境,变革最低工资政策伦理,引入"生活工资"理念,走向"公平优先",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最低工资制度对青少年就业影响效应——以江苏省为例

16-24岁青少年的就业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青少年失业危机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难题。应运而生的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保护人力资源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探讨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对青少年就业影响效应,本文选取江苏省1998-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效应是滞后的;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较弱。鉴于此,笔者建议加快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规避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的滞后效应,选择适当时机建立青少年最低工资制度并适当调整教育结构等。     

制订最低工资标准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

今年9月起,上海市将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由690元提高到了750元,在全国名列前茅。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在全国领先的水平上是完全应该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不分市区与郊区、不分经济发达与落后、全市“一刀切”的标准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本县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定得越高,职工收入就越多。笔者去年曾对崇明地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作过调查,在乡镇系统共发现367家企业存在低于市政府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占乡镇被调查企业数的60%。调查发现,企业未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原因是…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正一、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从全国32个省市看。据统计,截至2013年5月,我国32个省市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为1231元/月,中位数为1200元/月,上海最高为1620元,吉林最低为1000元,高低相差达620元。在2013年上半年,我国32个省市中虽然已有14个先后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我国最低工资状况仍然不尽人意,有些省份的最低工资刚过千元。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事张扬,但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二是各地陆续提高了(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然后,政府将视线又转向了中低收入阶层:一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是颁布并实施《公务员法》,让政府公务员人员的工资上涨有法可依。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谋划…     

浅析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政府责任——以共享单车为例

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的热潮只增不减,社会对于低碳环保发展态势和人群出行需求市场的推动,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优势的互联网共享单车企业发展迅猛。我们国家公共自行车的几个发展阶段体现了公共交通体系公共服务的变化。互联网共享单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难题,公共服务市场化下政府的公共责任问题凸现出来。本文将探讨政府在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怎样补齐责任问题的短板;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政府与企业如何减少摩擦,实现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多方共赢。     

中国PPP项目增信机制建构:基于提升鲁棒性视角的理论解析

基于提升鲁棒性视角,对中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增信机制建构进行理论解析。中国PPP制度系统的信用系统鲁棒性提升是增信机制建构的核心装置与制度化激励结构。在不完全合约情形下,增信机制产生正向激励效应,使PPP项目实行全寿命周期合同的政府承诺与运营商履约之间信用消费产生巨大经济剩余;不仅观照合同履约主体对其合约条款承诺兑现,还要观照资格增信、融资增信、运营增信的制度化整合;通过信用资源的制度化"捆绑",可以找到降低合作缔结成本和规避项目风险的激励结构。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连锁反应

缘起:社会学者与经济学者的争论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较低,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4 年农民工年平均务工收入为6471 元,与国有企业职工年均收入 16729元、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年均收入9814元相差2．6与1．5倍。部分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支付标准,按其确定所有农民工的工资,明显压低了农民工应有的工资水平。如广东省东莞市农民工每月500元的收入相当普遍,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致相同。还有一些农民工的实际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深圳市部分农民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610元/月)。 (《中国劳动保障报》2005．08．10)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李强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与政府自身改革

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改革措施能否到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到位。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各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论美国“敏感信息”管理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美国,"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都属于依法不公开信息,后者指虽然不符合定密标准但一旦公开却可能会造成损害或潜在损害的信息。"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高度重视"敏感信息"保护,全面提升美国"敏感信息"保护政策。但是"重保护、轻规范"却导致"敏感信息"管理的混乱。因此,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对"敏感信息"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论最低工资的弊端

正最低工资违背供需定律事实上,市场的"需求"是劳动力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而既然劳动力价格的决定因素只此一个,那么用各种法律和命令来规定工资的高低只能是徒劳无功的。理由非常简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法限制和规划劳动力的供应,也无法限制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支持者认为,劳动者收入过低,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希望通过法律让劳动者获得更多收入。但是人们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营改增”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分析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营改增"试点改革五年来,总体税负明显减轻,不少企业也反映减税降负获得感不强。我们通过调取深圳市国税局、地税局、科技创新委三部门数据和组织高新技术企业座谈会,全面了解"营改增"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降低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总体税负,税改红利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大型企业"营改增"红利获得较多,部分中小企业税负不降反增。针对这一"矛盾"现象,从税改政策、纳税企业自身等视角深入剖析优化税制改革、完善财政政策等等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高新技术产业"营改增"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视角新观点

<正>吴杭民在6月19日《中国青年报》撰文认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应当解决决策权"入笼"问题。为此,应尽快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将重大决策纳入法治轨道。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决策权,健全完善决策程序和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政府决策不科学、不民主和决策制度不完善、不依法,显然是不少地方政府的通病,而其病灶就是悍然作为的长官意志和长官决定。决策权是行使公共权力最重要的表现形     

“穷忙族”和“富闲族”同时兴起

正"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兴起是美国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它挑战了美国的重要理念:价值决定收入,按劳取酬。"穷忙族"增多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降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零售业、饭店、旅馆、医院、儿童看护、老年人看护和其他私人服务业从事低薪工作,薪酬水平最低的5%已经接近最低工资。而且今天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低于二十五年前的水平。在多数情况下,获取福利补助的条件是接受者必须有工作。这源于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福利改革,该法案让     

旅游购物场所何时规范

作为旅游质量监管部门,既知个中蹊跷,却不下功夫整治,听之任之,久而久之损失一定大于收益在购物被列入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之一的今天,旅行社、导游与不法商贩互相勾结,打着地方政府旗号,不择手段拿回扣、拿佣金,骗取旅游者钱财的现象已成为不少地区的"潜规则"。旅游购物的骗局之一,是打起地方政府"规定"的牌子,想方设法哄骗游客进店。导游在旅游途中,常会突然安排进店购物,当游客表示异议时,导游往往做出无奈状:"这是当地政府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不过各位买不买随意,哪怕只去五分钟,我们回去好交差。"有一年我从     

2009年我国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及其对策建议

由于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下滑,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必须一方面注意努力增加就业岗位的数量,鼓励创业活动,以防止经济减速期失业人员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注意保障就业岗位的质量不恶化,确保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薪酬管理、职业安全和基本社会保险能够兑现。     

瓮安事件背后

基层治理软弱,公权使用不当,导致当地群众不信任、不支持政府 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可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虽然距瓮安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