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与"公共利益"

如果一部法律文件的存在及其实施带来的是大量的侵权现象,如果它的存在使得某些违宪行为得以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且使得许多人因此而陷于困境,特别是对宪法的权威和社会稳定构成一种威胁的话,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说它的合宪性就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     

再谈“理解”

从十多年前解放军边防战士发出“理解万岁”的呼声,到现在把“理解人”概括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关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以沟通思想、化解矛盾、提高觉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主要任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人们需要“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我们认真探索。     

再谈“实事求是难”

本文分析了造成“实事求是难”存在的四点现实,四种思想类型;强调了思想路线的生命力在于针对性,是一个常议常新的永恒话题。     

再谈“翻牌公司”

所谓“翻牌公司”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就是把某某局机关牌子“翻”成某某集团公司牌子,就是局长做了董事长,大小官员论资排辈,各得其所。这种“翻牌公司”通过行放手段强制地集合企业,名为给企业下放经营自主权,并转换政府职能,实质上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扼杀了企业的自主权,实有椰揄改革之嫌。有同志撰文指出:“翻牌公司”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主管机关领导爱权如命,不肯放权但又不得不放,于是乎“摇身一变,乘官船下海”。当上了国家“一级法人”。而权力却丝毫未受损。笔青认为,这固然是“翻牌公司”出现的直接原因,但远非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全民企业的产权关系未能理顺之故。一般讲来,随着全民企业转换     

再谈“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这是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语录,形象而准确地概括出了他的扎扎实实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先生既已作古,而他这句话语依然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说了再做,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甚至,在做之前,通过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     

再谈“女乐”与“娼妓”

在前人的研究中,多把女乐认为是近代娼妓的起源。二者在声色娱人这一方面的确有着重合的部分。然而,不论是从源流、功能性还是从业根本要求来看,女乐与娼妓都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不同。由于北魏时期乐籍制度的产生,越加强化了这些不同。因而不能将女乐与娼妓混为一谈,真正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娼妓的,应是历史上的"民妓"。     

再谈“为人民服务”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曾举起右手、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为人民服务”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打天下，搞建设。正因为有了一代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等”为宗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国泰民安，才有今天的经济备进。在改革开放进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今天．再谈“为人民服务”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谈‘’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更为丰富，那就是时刻关注入民利益和愿望，关心人民群众困难和疾苦，自觉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在改革开放．、经济建…     

再谈“发展是硬道理”

尽快地发展中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是邓小平毕生的奋斗目标,也是他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将近２０年中,他讲得最多的是“发展”二字,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和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始终“扭着不放”的还是“发展”。他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要“横下心来”、“顽固一点”、“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更要“毫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用质朴的语言阐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发展是解决杜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一…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

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及界定路径,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实体界定的重复性问题和程序界定的虚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界定是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产生拆迁纠纷的原因,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在补偿安置问题上的对抗;基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性质和基本特征,需要综合运用逻辑演绎、要素甄别以及排除法来界定城市拆迁公共利益,并必须同时遵循形式上的程序判断路径和实质上的内容判断路径.     

省长借“箭”

“新闻批评往往看问题比较尖锐,揭示矛盾深刻,正好帮助我们从深层次上认识事物,处理矛盾。所以,我喜欢借舆论之矢,射工作之的。”辽宁省省长岳岐峰态度明确地欢迎新闻批评。他借新闻批评之力推动实际工作的事很多,有几件事留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1991年8月24日,《经济参考报》一版的大篇幅报道《金牌不是名牌》批评了辽宁“重金牌,轻市场”     

量力而“借”

借,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借船出海、借边出境、借台唱戏、借地生财、借鸡生蛋等等,都成了人们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常用的方法。 虽然这个方法创造出了实际的效     

巧借“道具”

做思想工作,往往可以利用“道具”来喻事明理。曾有这样一则事例:一次,在武汉部队工作的实习报务员李立法同志奉命随同周总理乘江轮去重庆。晚上,来往的电报很多。零时,译电员送来0048号电报的一组数字,要求校对。紧张工作了一天的小李有些不情愿,心里嘀咕:真烦人,个把字,估计着译算了。第二天中午,总理同工作人员一块儿进餐。当总理看见李立法后,亲切地对他说:“昨夜辛苦了,报务员同志。”“总理,您辛苦了,我没什么。”总理笑着对身边的同志说:“瞧,小伙子的眼睛都熬红了。”接着总理和蔼地问起了0048号电报的事。“是我太粗心了。”李立法脸红心跳,准备挨     

再谈“拆围墙”的启示

再谈﹃拆围墙﹄的启示柳笛去年２月２４日，我在《望》上写过一篇《“拆围墙”的启示》，从大连一些单位拆围墙、美化城市环境，说到了机关体制改革。这篇短文虽然提出“人们的头脑里有一道自我封闭的‘围墙’”，“改革开放，必须有开放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工...     

再谈“要‘哥俩好’”

如果把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那么,企业就好比国民经济的细胞。 企业要深化改革,要增强活力,全国人民要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工厂企业里“两心(核心和中     

再谈“警力无增长改善”

针对杭州铁路公安处的现状,从民警人数、民警素质、公安保卫任务量及工作机制等方面入手,认真分析了该处警力更趋紧张的严峻形势,提出以公安信息化为支点,大力倡导集约型、效能型用警模式,狠抓个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实现＂警力无增长改善＂。     

再谈“青年研究”的方法论

青年研究已走过了近十年艰难曲折的历程。一件值得回忆的往事是,1983年秋在江西庐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的“青年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作为学科建设的重大战略行动,以强烈的学科意识,将青年研究正式引上了社会科学的殿堂,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当时与会的各位学者心里。在会上,我也提出了一篇论文:《应该重视青年研究的方法论》(载《青年研究》1983年第11期),分析了青年研究当时的状况,提出必须重视青年研究的方法论。时至今日,勿庸讳言,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的独立性还未为社会科学界所认识、所承认。究其原因,除了起步晚等客观因素外,重要的就在于:青年研究自身至今仍未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未找寻到自己独特的、明显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形成一支能够承担构建自己理论体系重担的、训练有素的理论队伍。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再谈谈青年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进一步探寻研究方法的方法,以利科学建设和发展。     

再谈公共利益的界定——基于美国新伦敦市案的启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凯洛诉新伦敦市一案,重新诠释了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公共使用条款。该案对我国谁有权界定公共利益以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两个方面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公共利益”的四个问题

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可以分为规范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两种研究取向，操作性研究带有更强的问题导向和实证取向。从操作性研究的角度而言，“公共利益”本质上只是诸多利益形态中的一种，和私人利益相比并不具有天然和绝对的优先性。建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均衡关系，要着力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谁来界定“公共利益”？二、界定“公共利益”的标准是什么？     

拆迁干部的错位“脸谱”

即便充当着说客、利益裁判人、心理咨询师、计量员和勤杂工等等说不清的角色,依然难以得到群众满意的回应人称“拆迁乃天下第一难”。从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笔者在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办事处服务一年,经历了当地城镇拓展过程中的三次大型拆迁,至今难忘基层干部面对这“第一难”的艰苦与付出。时任汉江路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的鲁文武告诉笔者,这个街道所辖的14个行政村,都卷入到拆迁中。他感慨道:“在拆迁中,我们充当着说客、利益裁判人、心理咨询师、计量员和勤杂工等等说不清的角色。我们身陷其中,痛并努力着。”     

北大拆迁也“疯狂”?

春节刚过,媒体报出的这则令人触目惊心的消息——“北京大学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镜舂园和全斋区域内的平房将拆迁,拟新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可以说使很多人再也找不到过节的好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