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渗入

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介绍的分析,指出尽管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其中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介绍客观上却对近代中国社会民主思想的萌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破茧之美：重绘西方传教士的文学面孔

20世纪2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文艺政治化的发展主潮,＂激进＂的政治功利倾向与无限的民族认同,无情地湮没了中国作家想象西方传教士的审美自由,这导致该时期作家对西方传教士的刻板化与非人化图解,以及文本反殖民主义话语的＂过剩＂生产。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书写则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开放语境中,逐渐清除了独断论、工具论的文化逻辑,使西方传教士书写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破茧之美。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重绘仍留下了诸多有待超越的创作盲点。     

近代基督新教在华传教运动女性化原因探析

早期新教在华传教运动以男传教士为主力,1 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来华女传教士增加,逐渐超过男传教士,传教运动呈现女性化趋势,女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传教运动的主力。究其原因,与西方国家1 9世纪下半叶起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演变分不开,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剧变相联系,同时也与女传教士在宣教事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息息相关。这些变化客观上为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女传教士来华传教创造了机会。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文字传教与中国新出版业的形成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进行的文字传教工作,客观上直接催生了中国新出版业,并影响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但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业纷纷崛起,在文化传播上逐渐掌握了自主权,传教士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清末云南人民反对洋教侵略的斗争

(一) 远在唐、元二朝,基督教就有在云南活动的踪迹。清初,由于清朝政府的阻止,法国天主教在云南发展教徒、建立教堂和设置教区的活动未获大的进展,当时,西方教士一经查获,即被驱逐出境。历代中国政府对于外来宗教允许其传播与否,本属中国的内政,这是无可非议的。清代前期中国政府对于法国天主教在云南的态度不能视为闭关自守。因为那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华的传教士不能说全属和平友谊的性质,其中确也不乏殖民探险者。近代初期的两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连吃败仗,中国的门户从此洞开。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趾高气扬,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据记载,英法等国从乾隆到清     

瑞士人勃沙特——西方传教士18个月神奇之旅

正尽管信仰不同,尽管是被动地跟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了18个月,但勃沙特的回忆录,客观的向西方介绍了红军的真实面貌。他也成为第一个将长征介绍到西方的外国传教士。18个月,在穷山恶水之间辗转1.9万里,而且是作为红军的一名"俘虏"。这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1934年10月1日到1936年4月12日的经历。他的口述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比人们所熟知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他对红     

滔滔藏布传英雄 巍巍雅山记儿女

17世纪初，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闯入我国沿海地区的同时，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英、法、俄、美及瑞士等国的传教士涉足我国西藏，他们以传教为名，企图用宗教文化打开我国西南边疆的大门。17世纪30年代开始，阿里地区僧俗人民驱逐西方传教士的斗争为先导，     

林则徐魏源是最早介绍西方藏书和图书馆的中国人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藏书和图书馆事业。但作为中国人,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则是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早在翻译《华事夷言》时,就注意到了西方的藏书,特别是西方所收藏的中国图书。后来林则徐在其翻译的《四洲志》里,对西方藏书及图书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他之前,传教士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仅限于欧洲国家,而《四洲志》的介绍则包括了美国。     

中华近代慈善史话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中西关系的巨大变化和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不断输入．中国原有的慈善思想遂由传统向近代嬗变。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门大开．西方的慈善思想也不断传人中国.随着外国传教士的进入．一些教会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兴办起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育婴与医疗慈善机构．这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窗口．西方书报对西方慈善事业的介绍以及对西方传教士举办的慈善医药、育婴、赈灾等活动的报道为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慈善事业提供了另一条途径．     

狄考文和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山东作为中国的沿海省份,吸引了很多传教士的目光。传教士们纷纷在这里从事传教、教育、慈善等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的许多教会学校脱颖而出,闻名全国。登州文会馆就是这样的一所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的前身是蒙养学堂,而它本身又是齐鲁大学     

传教士法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变迁

历史文化语境是传教士译介西方法学活动开启、促进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因,但特定语境因素和译者因素又制约译介活动的选择与发展。传教士在特殊文化空间中所形成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心理影响着法学译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而西方法学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造成极大冲击,改变了世人的知识结构乃至思想观念,丰富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     

近代早期传教士办报与中国民主思潮的产生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作为其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传教士报刊一方面烙上了西方殖民侵略者试图精神征服中国的印记,另一方面也为黑暗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了西学的光明,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追求自由平等的近代民主思潮终于在被传统腐朽的封建思想占据了几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孕育而生。     

纳西东巴经在西方社会传播史啦

19世纪中后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西南地区传教，他们首先发现了纳西族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并将复本寄回欧洲，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学者还有政府部门纷纷高价收购，掀起了一轮东巴经收购的高潮。保守估计，目前藏于海外的东巴经的数量近万册。本文结合相关英文、法文文献对19世纪末以来东巴经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史做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

晚清中外文化交汇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版的历史期刊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典史学的内容。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批史学家及其著作被介绍过来,对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教士将古典史学译介过来,是为了证明西方也有可以和中国相媲美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探讨古典史学译介的原因和内容,是认识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法国人萨维纳和他的《海南岛志》

引言 在海南黎族研究史上,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值得重视。他们注重田野调查,语言与文化并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中西医汇通观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疗效一直颇为信任，但是他们对中医理论则经历了从积极引介到否认其价值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立场的不同，传教士一直以西方医学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中医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也即“科学”话语在西方社会的日益彰显。中医的现代化应该避免单一地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认识问题，而应当最终建立一套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完全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教务教案对晚清国家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

晚清时代,由于基督教传播而发生的教务教案,对晚清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均产生了相应冲击。原先完整、独立的立法权受到西方国家的瓜分与限制;地方政府对教民的管理权部分被传教士获取;官员的选拔、考核标准与任免、处罚事由逐步与教务教案问题相联,教务教案问题成为清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涉及传教士或教民的诉讼,清政府常常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国的司法主权因此受到西方势力的分割。     

我对“福建事变”的回忆

1932年我在福建省邵武第六中学念书。当时学校的校长是福建省教育厅派来的,另外还有两个教学管理人员,学校秩序比较正常,各门课程都能按计划进行,大革命失败后,省教育厅又派来一个校长,他是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洋回来的基督教徒,是个传教士,他一来,就宣扬一些西方的东西。同时,这个传教士也影响到了原来的校长和那两个管理人员的前程,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反对这个传教士,学生们对这个传教士的一些言行也很反感,原校长就借此利用我们这些学生起来反对这个传教士。我们当时是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还有些进步的觉悟,于是,我们就以反传教士为契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