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大亨首办近代上海交易所

买办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明代对为宫廷供应商品的商人就称为买办。但是,在旧上海,买办是人们对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的称谓。买办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商人群体,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买办大亨虞洽卿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法律制度

作为城市法规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管理法规的制定,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存续期间一直是其管理当局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不仅反映在历次土地章程的制定中,还反映在公共租界建筑管理单行法规的制定及修改上.这些法规制定以及修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消防、卫生、交通等方面的需要,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建筑布局缺乏整体规划,有法不依.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

新的阶级、阶层的出现,职业分层的突显,政治整合的弱化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成长、民族意识的发达以及政治整合和民间整合的互动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30年代的上海,政府并没有为社团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运动的爆发成为必然,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不成熟特征。     

近代上海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座城市创新精神的内核之一。上海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就必须振兴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一担当者——企业家的精神。近代上海企业家在这一方面曾留下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近代国人如何看上海租界法制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产生了租界及其法制。随着这一法制的颁行,近代国人对其研究也逐渐展开,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他们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主要有:记载上海租界法制的史料;研究上海租界法制的著作、论文;传播上海租界法制的沪游指南与报纸报道;等等。从近代国人笔下的上海租界法制可得到重要启示,即要正确认识上海租界法制与中外不平等条约、租界建立国法制、华界法制三者的关系。只有正确认识这些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上海租界法制的本质,把对这一法制的研究推向深入。     

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

契约是制度,也是文化。契约社会的建立是一个由意识、制度、精神到文化的发展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契约不仅有法律的约束力,而且有当事人的合意;不仅有道德的维度,而且有相应的操作性和扩展性。对重塑上海城市文化而言,近代的契约精神是一份家底,一笔财富,它解释了这座城市曾经繁荣的原因,也给出了未来追求公正、包容、责任、诚信价值取向的理由。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     

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关系探源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创建工作的完成均发生在上海,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其一,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阶级基础;其二,近代上海的开放态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其三,近代上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环境和场所.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     

近代运河之衰与德州区域城乡经济的变迁

京杭大运河德州段．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全长141公里．其中,卫运河96公里,南运河45公里。卫运河是由卫河与运河汇流而成．汇流后的卫运河向北流经油坊、武城、郑家口、德州,然后经东光、南皮、沧州、静海,最后到达天津。自四女寺水利枢纽节制闸至天津段称南运河。     

世界经济危机与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衰退——以上海缫丝业为中心

1929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因银本位的货币制度而暂时免于波及,呈现出危机中的繁荣局面。1932年开始,危机给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社会、民族工业和劳动者带来了多重灾难,特别是缫丝业受到了极大冲击。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外资本冲击加剧、民族工业益发软弱、社会性质问题突出、政府应对措施不力等原因,导致以上海缫丝业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工业走向衰落。     

略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种种的问题与困境,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经过思索、尝试后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各种方案。回顾与反思这些方案的实施内容、模式选择、路径博弈、策略运用及主导思想等,可以为持续健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丰富资源,进而构建起立足传统、洞察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