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中的人身危险性研究

在刑罚执行领域,人身危险性是指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人身危险性标准的提出,可以为罪犯的分类矫治、减刑假释、再犯预测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也论人格刑法——兼述“人身危险性”与“危险人格”之区别

人格刑法学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人格概念引入法学领域,是在古典刑法学派和近代新兴刑法学派的争鸣中产生的折中学派。将人格概念引入刑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理论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和犯罪学中的危险人格研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笔者倾向我国刑法做出以危险人格为基础的立法和司法选择,并指导其他相关刑事政策。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及其预测

罪犯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对其进行科学的预测,既可以为监狱行刑提供参考依据,又可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出狱后保护,达到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水文从刑罚学的角度分析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具有主体的特定性、再犯的可能性、人格的倾向性、时间的限定性、状态的持续性和可变性等特征,并认为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可以从其在犯罪和改造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测定.     

论人身危险性评估的体系构建

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于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人身危险性理论获得认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实践层面完善其评估问题。人身危险性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工作,必须从方法设立、宏观架构、微观创设、机构保障四个层面依次予以把握,把实体与程序内容一体性地贯彻到评估体系之中。通过宏观与微观、实体与程序不同层面的内容充实与相互呼应,共同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拓展新路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人身危险性与传统刑事司法的理论契合

人身危险性作为行为人的内在构成要素,契合了刑罚目的的理论预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息息相关,与当代民权主义的刑法观相一致,在实践操作中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司法认同。人身危险性具有多元价值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刑事司法不能受缚于传统行为刑法的既有理念,植入人身危险性的合理内涵必将引导当前刑法理论与实践运用的重大转向。     

再犯预测基本概念辨析与选样方法评价

再犯人身危险性评估不完全等同于再犯预测。影响再犯可能性的因素主要有环境和个体因素。目前各种再犯预测研究所确定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方法主要有追踪选样、回溯选样、初犯同期选样、初犯不同期选样等。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个体状况和社会状况是影响其再犯的重要因素。     

初犯可能性理论的西方之纬——兼论一般预防的历史向度

初犯可能性是人身危险性的下位概念,指潜在的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它是一般预防的理论根基。我国刑法学界对初犯可能性历来缺乏系统的研究,以至于初犯可能性成为刑法学研究的盲区。踏循初犯可能性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轨迹,从本体论、价值论及方法论三个层面对之进行系统审视,不仅有助于明确初犯可能性的学科地位,而且对于把握一般预防的历史向度,建构起一体化的犯罪防控体系也将大有裨益。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境及改革方向——兼论劳动教养理论根基的应然定位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诸多困境：形式上的合法性困境、程序困境、理论根基困境。只有立足于“人身危险性”的理论根基,才能合理解释劳动教养处罚的严厉性程度,才能保证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此种理论根基的准确定位使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向保安处分制度过渡成为可能。     

刑法课程视野下的教学改革探索

传统刑法课程教学模式多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主线,把教师的课堂讲授与学生的被动接受作为教与学的主要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法学教育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较高要求的需求。刑法课程教学改革不仅要注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更要突出法律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宪政的视野中研究刑法——一种研究刑法的新视角

刑法与宪政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宪政视野中研究刑法为刑法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既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也有利于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必然要求。在宪政的视野中研究我国刑法,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对宪政的功能、刑法合宪性的判断、宪法权利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宪法权利的出罪机能、宪政原理对刑事法改革的启发、刑法中宪政的实现条件,等等。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工具,新形势下法律都还是空白。著作权刑法保护也进入新的阶段,不再局限营利为目的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标准,扩大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并打击入侵人工智能系统破坏其学习能力的行为,使人工智能机器这类具有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的特殊主体得以保护。而人工智能的创作物也具有人身属性和产品财产属性,人工智能著作权需要双重的刑法保护。     

当代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过多.死刑适用标准的提高有利于更好的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发挥刑罚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应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将死刑只适用于犯罪性质和人身危险性均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浅谈刑法国际化背景下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也开始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世界各国政府基于对人权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始调整本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我国的刑法进程也应顺着当今世界的刑法发展趋势,在立足于已有的刑法政策前提下积极吸收各国刑法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对现有刑法制度的完善,这样大大减少了我国刑法制度和国际化刑法制度的差异,也使得我国刑法能够符合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和实现刑法应有的职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分析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不断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开始不断的加快,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也随之开始不断调整完善,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开始不断提升。现今社会,各国法律制度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由此,刑法国际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展型国家,刑法现代化调整,必须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仅要立足于刑法国际化,还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合理结合,以此来更好的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远发展。本文作者就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于刑法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刑法的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讨论,以供大家参考和学习交流。     

从“人身危险”到“人身风险”——刑事禁止令的理论进路与制度基点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刑事禁止令折射出我国刑罚体系从报应一元论向报应和预防一体论的转变.在西方刑罚史中,刑事禁止令曾遭遇的生态困境为我国提供了借鉴经验,其风险评估模式为我国刑事禁止令的实施提供了理论进路与制度基点.我国刑事禁止令的理论进路应从个别预防论中的人身危险性预测转向以风险管控为目标的人身风险性评估,并在此基点上从评估、监控、干预三个环节完善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     

论国际刑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问题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跨国化的趋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为跨国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公约》所规定的腐败犯罪概念对我国职务犯罪的立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其在刑事管辖权和引渡制度方面的理论突破丰富了当代国际刑法学的相关理论,其建立的资产追回机制为我国打击携资外逃追回脏款提供了法律框架和国际合作的平台,使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步入了与世界接轨的新时代。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适用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就其刑法适用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通过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造成了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需辨清本罪是在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管活动中,发生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