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现代性

作为“五四产儿”,巴金不同于一般“五四”启蒙作家之处,就在于他既是现代启蒙进步理念的高扬者,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两者的容纳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构成巴金特殊的精神景观。“自由德性”是巴金从无政府主义中获取的思想精髓,这使他拥有永远指向未来的现世批判武器,也是他晚年审辨中国激进现代性的出发点。     

从困惑到觉醒：论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他先后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最终才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既有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共性，也有自身的鲜明个性；既是五四时期思想交锋碰撞的应然反映，也是其个人革命实践探索的必然抉择，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砥砺下，他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独身论试探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独身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废婚毁家"主张的延续,并受到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在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氛围中形成的对当时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的一股思潮。知识女性的独身论主要表现为感情受挫型、求学求事业型以及以独身为高洁型,高倡独身论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面临着把握自身命运的机遇,以及因时代局限而产生的困境。     

西方若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

无政府主义在哲学领域是一个熟知的概念。从古到今,这种思潮在东西方的倡导者颇多。同时,无政府主义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诸多的学者发表相关的论文延说,形成蔚为壮观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然而,其真实内涵的把握尚且不够。论者往往对无政府主义产生误解,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简单的否定国家、政府和执政机器。这样,论者把问题简单化处理,以至于遮蔽其本原旨趣。通过对无政府主义概念的内涵、边界清理,旨在说明概念的内在的旨趣,并分析其在社会运动的各个时期存在的合理性,以求凸显该概念真义。     

建党时期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曾经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影响创建一个马列主义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五四运动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曾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冲击封建思想和军阀政治的作用;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简论

“五四”时期,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空前活跃,儿童文学译作数量大增。这些译作在内容上呼应了“五四”时期对爱和自由的追求,体现了“五四”时期的儿童观念和价值取向。当时的译者虽然普遍认同以儿童为本位的翻译观念,但在翻译方法上却各有不同。     

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

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吴乃华“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民主和科学成为“五四”的旗帜，反映了“五四”启蒙思潮的精神实质。“五四”民主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总结，它深化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但其本...     

时代青年的“精神之钙”:五四纪念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在不同时期,五四纪念话语始终具有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五四纪念话语对青年进行政治动员,向青年传播革命理论,不断改造青年的精神世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四纪念话语关注青年的全面发展,并与青年团工作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五四纪念话语立足青年思想解放,与学习青年模范相结合。进入新时代,五四纪念话语成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之钙",使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的引领下不懈奋斗,成长为有远大理想抱负、深厚家国情怀和伟大创造力的时代青年。     

论五四时期青年教育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焦点的原因

青年在政局混乱、内外交困的五四时期,被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成是拯救中国的希望。可是青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青年教育就成为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特别关注的话题。     

苏曼殊与无政府主义

苏曼殊的思想如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是复杂难辨的,本文对苏曼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无政府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指出苏曼殊虽非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但其在思想和革命者的角色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思潮考察——以湖湘思潮为例

五四时期的中国是所谓"主义"的时代,各种思潮和学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五四时期的湖南社会,批判奴隶根性;倡导教育,开启民智;批判传统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等思潮成了湖湘社会之主流。五四时期的湖南社会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化状态,由于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迥异,1915年前后,当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渐次开展之时,湖南仍风平浪静。延至五四,传统的保守势力在湖湘社会仍根深蒂固,居于压倒性优势,所谓"旧者仍盛,新者初显"正是这个时期湖南区域新旧文化所呈现的最主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两大基本命题的逻辑论证——兼对凯尔森观点的批驳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解读,可以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抽象出有关国家消亡学说的两个基本命题:政治国家消亡定律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回归定律。凯尔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中存在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与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的错误理解。政治国家消亡不等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回归也不等于经济上的权威主义,二者有各自的理论逻辑,并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下辩证统一。     

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无政府主义之争

中国近代史出现了较多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是其中主要的社会思潮，随其衍生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与广东“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二者经历了合作一冲突一决裂的转变，分析这一过程，可以得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早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是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人们所接受具有一定合理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不仅在其诞生的时代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在理论上也有相当的价值。在这本小册子中,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分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使其成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最高点和代表作。《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的"政治哲学",而且还正确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错误,这主要就是"回避了整个国家问题",即它没有"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特别是没有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1872和1875年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只有根据列宁从早期到晚期对无政府主义的全部批判,才能正确评价普列汉诺夫这本小册子的所短和所长、价值和糟糠。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此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五四:从否定传统到把马克思请进文庙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传统已经荒芜，故园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的青年对于传统几乎无一例外地持反对的态度，四川出了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把传统这座七宝楼台淋漓痛快地拆了个六零八碎。人们跌跌撞撞地把眼光转向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尼采哲学和柏格森思想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的狂潮，寻求新的精神家园。但＂五四。的狂隔扫过，人们冷静下来，发现对西方民主理念的依恋和价值观的无条件皈依，似乎一夜之间就遭到了巴黎和会列强凶蛮的“强奸”，变得那样苍白，那样虚幻，那样…     

近代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批判融合——以五四时期为例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文化语境。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始终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重估、扬弃和整合。当前中国处在新的文化冲突与整合期,回顾历史,总结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批判融合的成功经验,能够为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     

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提倡白话文,发展新体诗。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诗人选择了伟大的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是一种顺应时代的必然。本文通过对"五四"运动中的代表诗人田汉、郭沫若和胡适的诗者思想剖析,凸显了惠特曼对中国新诗人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手法的影响,惠特曼在其特定历史年代下创造出的超越时代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在他身后的一百多年里仍闪耀着耀眼光辉。     

李大钊论民主(上)

<正>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代的主旋律。作为五四时期中人,李大钊同样慧眼识真金。尤其是,他对民主的领域普适性、机会均等性、精神气质性、世界一体性的理解,可谓深中肯綮、入木三分,不愧是一位先知先觉的时代巨人。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五四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     

简论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政治作为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何在五四运动中没有做到“先行”。本文试图对这一个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孙中山正是处于日理万机的时期。无论是在理论创新上,还是在革命实践上,他都仍然自觉肩负着拯救中华的历史使命。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日日夜夜都在为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略而操劳;同时,为减轻人民痛苦,他不得不为南北和议而废寝忘食;另外,广州军政府繁杂的事务也让他几乎整天不得闲,再加上法租界对他行动的约束,这些主客观原因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五四运动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