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共产国际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影响重要而深远,它使中国革命蓬勃发展,亦使中国革命几度低潮;中国共产党吸取起初对共产国际的亦步亦趋的失败教训,最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存在的失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做出过一定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以斯大林的"三阶段"革命论为理论依据,在"左"倾教条主义指导下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加上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致使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存在很大失误。从而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带来严重危害,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苏维埃革命理论,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促进了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浅析共产国际的错误对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影响重要而深远,它使中国革命蓬勃发展,亦使中国革命几度低潮;中国共产党吸取起初对共产国际的亦步亦趋的失败教训,最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

正三、邓演达探索建立新的革命政党邓演达探索革命道路宋庆龄、邓演达等前往苏联,主要是寻求苏联继续对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支持。在苏联,邓演达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接见,在共产国际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邓演达应邀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中国革命的意见,     

论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的失误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受制于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抗战方针,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方针,从整体上说存在失误,并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和危害。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特点,制定和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长期坚持和巩固下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理论探索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理论的探索,结合了民主革命的主题,逐渐摆脱了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形成自下而上民族建国道路和具体切实的政治诉求,建构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解放模式,体现了其民族革命的理论特色。     

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

长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但是 ,承担责任和应负历史责任是有区别的。共产国际是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 ,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密不可分 ,因而 ,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承担历史责任     

近年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情况综述

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存在了二十四年。这一段历史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风起云涌、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时候,它对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曾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和教训,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近年     

青年团最早的国际使者——张太雷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中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党要领导革命必须依靠和培养青年,青年要发挥历史作用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作为建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建团工作也开始了.处于创建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需要与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以获得指导与援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张太雷,由于在党团创建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出色的政治才能,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派往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大革命的军事援助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但对促成国共合作做出了贡献,同时对中国革命提供了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本文试图就北伐战争以前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广东革命政府的援助,和大革命时期对北方国民军的援助问题作些介绍,以助于了解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全貌。因掌握资料和认识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望同志们指正。     

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共产国际的"苏俄利益中心论"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影响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干扰了陈独秀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决策,而共产国际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到陈独秀身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对外宣传活动述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外宣传活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通过创办通讯社对外宣传共产党济世救国的理念,同时一批共产主义者在旅欧青年和海外华侨中进行宣传,反映国内革命形势,宣传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外宣传活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注重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驳斥敌对国家和政党的攻击和污蔑,宣传了中共的立场和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树立了较好的政党形象,为后来的对外传播事业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共产国际本来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其基本任务的,但随着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现实,这一机构便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名声不佳和作用下降,二战前,斯大林已经有意将其解散.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战时特别是战后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斯大林毅然决定立即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从战略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学习《共产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体会

周恩来同志于1960年7月在党中央会议上作的《共产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以下均简称《报告》)涉及问题很多,其中心内容是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独立自主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共产国际相处的关系中,正确地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寻找和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原     

共产国际、苏联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性因素,然而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却是当时国情下抗日救国的必然选择。有些学者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共产党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有些学者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做出的,还有些学者格外强调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综观各种观点,无可否认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探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制定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国民大革命的错误指导及其启示

共产国际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了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但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在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上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这些失误导致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次国民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要深刻地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试论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

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共产国际和党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损失;党具有独立自主的悠久渊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精神的产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等。遵义会议从酝酿、筹备到正式召开都是我党独立自主完成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纠正过来的;重建党中央的领导机构问题是我党独立自主地完成的。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对中国革命、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     

满洲里市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

满洲里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口岸名城,在其百年发展进程中曾记载了一段我党领导人经由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前往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革命真理、拯救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满洲里市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位于满洲里市西十八里中俄边境中方一侧。2005年满洲里市委市政府投资重建满洲里中国共产党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改建了爱国主义教育展厅。     

“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是在自身利益立场上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综合苏联、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立场,"党内合作"形式是唯一可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主要因为实行"党外联合"形式带有中国共产党员的单方意愿色彩,采取何种合作形式关键是孙中山的态度;共产国际从自身利益出发力促国共合作实现,合作形式尊重孙中山意愿;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采取何种合作方式已是次要问题。     

再探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

本文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认为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虽然再次肯定了红军和根据地,但并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报告,还是六大代表的发言,都还是主张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导上也是以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国际共运中浓厚的照搬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刚刚建立缺乏实践经验,是共产国际没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重心问题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