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筠：从豪门闺秀到红军女司令

1927年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学后，开办了女生队。在这批女生中，胡筠、游曦、赵一曼、胡兰畦．被誉为“四大女杰”。胡筠文武双全，有“神枪手”的称号。在土地革命时期，她担任了平江丁农革命军司令员，成为红军中唯一的女司令员。然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女英雄，却在1934年的“肃反”中被“左”倾路线执行者秘密杀害，时年仅36岁。     

幕阜山前女司令(二)——记胡筠烈士

“挨户团”的策划人 一个阴风惨惨的傍晚,胡筠从县委驻地赶回已离别9个月的虹桥镇。她心事沉重,举步艰难。一路上,贴满了“通共者杀！资共者杀！窝共者杀”的告示,腥风血雨中,盛着血肉模糊人头的木笼随处可见。胡筠擦干眼泪,咽下仇恨,她仿佛看到: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中,树起了杆杆红旗……她决心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以赤色恐怖回答白色恐怖,以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当晚,她千方百计找到区农会,向战友们介绍了秋收暴动受挫后的严重局势,转达     

从豪门闺秀到红军女司令

胡筠这个名字对于今天很多人而言是陌生的，但她的传奇经历，注定让她不会被历史遗忘。胡筠是黄埔军校生中少有的女杰，享有“神枪手”的称号，令黄埔男生也为之钦佩。她曾担任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司令。她还担任过湘鄂赣苏区的红8师师长，是红军第一位女师长（第二位女师长是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的张琴秋，女红军中仅她们两人担任过师长）。     

巾帼英豪胡筠

胡筠,号剑客,1898年生于平江县天岳乡大坪屋场的一户殷实人家。其父胡竹安系耕读之士,善经营,思想开明。母亲李氏,勤劳贤淑,持家有方。夫妻俩希望女儿知书达礼,不受人欺侮,自幼聘师教她习文练武。胡筠头脑聪慧,性格泼辣,在习武中,敢于与男孩子摔打较量,且爱管不平事。有一天,一位比她大的男孩在欺侮弱小女孩。她向前阻止,大男孩不服,两人扭打起来。她明知打不赢对方,却仍死缠烂打不服输,从此获得“辣妹子”的称号。她父亲的藏书颇多,胡筠对那些儿女之情的书兴趣不浓,唯对《水浒》、《精忠岳飞传》等书爱不释手,尤其是《木兰辞》,她不但能背…     

群星荟萃耀华夏——致敬湘籍妇女运动先驱

回首百年,红色湘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她们是撒向中华大地的革命火种,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先驱,激励了万千妇女前赴后继,创造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壮阔气象。在众多红色湘女中,有五颗红星尤为耀眼夺目,她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工农红军的第一位女师长胡筠,全国第一位民选的党员女县长邵振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她们与众多红色湘女一起,让历史的星空更加璀璨。     

胡筠与她的作品

胡筠,红军时期著名的女将,湘女的典型代表之一。她文武双全,智勇双谋,不失江南女子之典雅,也不乏湖湘味儿之火辣。胡筠1898年出生于平江县有名的商人家庭。由于是独生女,极受其父宠爱。从小便获名师启蒙,熟读"四书五经"。她还崇尚武术,每年冬闲时拜师习武,在当地的"全拳堂"苦练过几年武功,练就了一身好武艺。1924年春考入平江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胡筠自幼刚强好胜,爱读《岳飞传》《水浒     

“阳刚男生”评选值得期待

男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忸怩作态；女生变得大大咧咧。粗犷泼辣，越来越多的孩子“中性化”。老师称．这是性别教育的缺失。为了让男生“更像个男子汉”。女孩更具有淑女气质．郑州十八中试行了新校规——28条“阳刚男生”标准．20条“秀慧女生”标准．并评出了22名“阳刚男生”、22名“秀慧女生”。（2月28日《河南商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

“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的有机统一，既对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对在我们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的一以贯之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梦”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三大特殊功能，实际上就是为追逐和最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鸣锣开道，保驾护航嘲。     

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逐渐流行起来。“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形形色色，内容不断翻新，先后出现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其论据概括起来不外乎四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模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立旗之基”，不仅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内涵．而且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模式”及不断完善“中国模式”指明了方向。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辨 正:来源、使用 和发展简

“中国特色”是一个语言思想内涵丰富、传播使用广泛的命题，在党的十二大上，被赋予新的意义。但现在，在学术研究、日常生活甚至政治话语中出现了对“中国特色”的简约固化、庸俗附加、割裂误判的现象。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需要运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把握其实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     

中西方不同语境下“中国责任”的比较

2005年以来，西方国家明确提出了“中国责任论”。然而，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双方在提出“中国责任”的背景和目的、评价中国是否负责的标准、以及中国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人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文明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把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关键是在人类文明视野下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好”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而且加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人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在人类文明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把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的关键密码。全面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关键是在人类文明视野下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好”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而且加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启。     

“中国模式”热的理性思考

“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动态概念，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纸上风云。文章认为形成“中国模式”热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如西方模式的“失灵”、中国的“内在魅力”、“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等。“中国模式”所独具的社会价值，文化、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应盲目乐观，要如实评价自己，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模式”。     

对中国“威胁论”和“责任论”的评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国际影响力提升．各式各样的“中国论”层出不穷。首先，“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其次，“中国责任论”惹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理清各种“中国论”的蕴意，辨析各种“中国论”的实质．对观察和认识中国而言．就显得十分必要。     

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要把握好“六个坚持”。     

话说“中国概念”

2006年过去了，各行各业都在忙着总结，各种“十大”也陆续出炉。以国际广告业为例，在针对2006年所评选的“十大最具影响力广告”中，有两个广告引入了“中国概念”。另外还有两个广告创意也借鉴了“中国元素”。无怪乎有人惊呼：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征服了国际广告业。在“十大最具影响力广告”中，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去年年初率先在全球引入了“中国概念”，再有就是麦当劳快餐广告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已成为其赢得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市场的“杀手铜”。     

新时期摆脱政治修辞的中国法理学

中国法理学在政治的框架里历经了数十年，逐渐从建国初期政治话语的附庸之中摆脱出来，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初步展现了自身的生成逻辑和独立品格。但在新时期，中国的法理学在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传统经验间，在“权利本位”和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之间，在以“个人”为本的法理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理观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那么，在摆脱了政治修辞下的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该何去何从，将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