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联合国开创了两个危险先例

今年以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连日空袭和西方驻科特迪瓦维和部队直接参与科国内的战斗,开创了联合国在处理主权国家内部事务问题两个危险的先例。这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开了新的绿灯,将对国际安全与和平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带来严重威胁和后果。为了制止和遏制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的行径,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应立即行动起来,一是对《宪章》的有关条款作出明确的定义;二是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监督机制,审议和监督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三是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审议1973号决议执行情况,提出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方案。     

巴勒斯坦入联的国际博弈与体系责任

对于巴勒斯坦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目前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并形成了多种博弈力量、因素以及错综复杂的博弈格局。美国、以色列等少数国家主张"入联附加条件",要求巴勒斯坦在和以色列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以后才能被接纳为会员国,而法国则提出"过渡入联方案",即暂时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身份,金砖国家等大多数国家主张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从物质层面上的博弈力量来看,各方的博弈在权力与实力层面没有构成明显的力量悬殊。从非物质性的博弈力量来看,国际观念、原则、规范将对巴勒斯坦入联发挥重大的支撑作用。巴勒斯坦入联是一个事关民族自决、中东和平安全,以及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因此,在是否接纳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成员承担着重大的体系责任,联合国会员国和安理会成员不应任意地裁量行使其手中的特权。基于在实现民族自决权与人权保护上所承担的义务,国际社会有责任给予巴勒斯坦正式会员国身份。     

从国际法视角看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介于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和平方法和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方法之间的一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干预手段。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重大变化,对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摆脱困境,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准确定位,坚持维和三原则,尽快制定专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法典,正确对待人道主义干涉,完善国际干预机制,由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试论联合国在外层空间治理中的角色

随着外空大国在追求外空武器化方面的步伐不断加快,外空安全环境是否会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担心的议题。在外空治理方面,联合国实际上自人类有能力进入外空起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全球的外空治理建立起了基本的规范和制度框架,搭建了国际合作和协调的平台,开展了不少具有实际效应的项目。然而,由于外空科技在很大程度上为外空大国所垄断,外空秩序的维护和更新在当前面临着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尤其应该肩负起其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职责,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出发,积极引导国际外空治理的优先议程向发展和民生方向转移,为建设更加和平稳定普惠的国际外空秩序做出努力。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不复存在,故安理会关于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按照"不得自食其言"原则,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 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 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 年 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 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 “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 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 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 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 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 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 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联合国改革:一项重大的国际政治建设工程

联合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其本身的构成都发生了沧桑巨变,超级大国推 行单边主义,使其面临空前严峻挑战。这些使联合国改革,确定其在新形势下的正确定 位和走向,提上了重要而迫切的议程。安理会是联合国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宜适当增加 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以加强联合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现有的安理会五个常 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历史形成的,不宜改变。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不宜享有否决权。经社 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也须进行必要改革,以使之能快速而高效运转。联合国及其 《宪章》始终符合时代的需要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不可取代和或缺的。其需要改 革和完善,但没有也不会过时。超级大国用霸权逻辑改造联合国和篡改联合国宪章的图 谋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参与几内亚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进入21世纪,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中国与几内亚湾地区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和平与安全合作:支持地区国家的安保能力建设;参与联合国在该地区的维和行动;参与地区国家战后重建等。目前,双方在和安合作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鉴于此,中国参与国际和安合作的理念应有所突破,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和方式,将预防冲突置于合作的优先位置,并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对几内亚湾地区和安事务的参与力度。     

联合国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

联合国受美国的影响较大 ,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较大的条件下 ,联合国较难发挥其正常作用 ,但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联合国 ;联合国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的国际政治环境 ,与中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不仅要适应联合国这一国际政治环境的特性 ,而且作为一个大国 ,也应采取积极的措施 ,改善和优化这一环境。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述评

自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表示原则上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中国维和人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上所有的热点地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在推进维和机制完善、扩展维和任务领域及优化维和人员素质等方面有质的提高.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 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 面。冷战后, 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 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 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进一步塑造“负责任 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现状与走向

联合国发展议程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各领域和议题的进展状况参差不齐。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多重危机,又对它构成了重大挑战。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现状可以从主要背景、核心议题、内在动力等层面来加以审视。目前,该议程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特定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将从议题设定、机构治理、资源筹措等方面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推动国际商定的一系列发展目标的实现。作为南北关系的缩影,联合国发展议程将继续在调和、折衷的形式下得以推进。     

性别议题安全化研究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具有建构主义特色的“安全化理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重视性别与安全的关系,认为安全化理论忽视了性别安全问题。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2000)号决议为基石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既是近二十年来形成的新国际安全规范,也是性别议题安全化的集中体现。1325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共同形成了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使性别议题进入国际安全日程。对妇女参与、妇女权利和性暴力等性别议题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交叉性影响。在不同行为主体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围绕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互动与辩论,推动了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进程,既体现出“主体间的和由社会建构的”安全化问题的复杂性,也规范了安理会表决机制下安全化的程度和限度。性别议题安全化的发展前景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重可能性。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联合国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并为此不断做出努力。除了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专门机构时刻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审议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的对该地区发生的战争、冲突、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其他事关地区安全与和平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各种建议外，联合国还在该地区实际展开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试述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的贡献,将取决于其改革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现实,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试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法律规制

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由于制度性不足,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异化为霸权主义的工具.授权使用武力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需要,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联合国应该将之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并就其法律依据、目的、效力范围、接受授权国家的权限、实施的保障措施等实体和程序性规则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