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吉林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管理创新

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应是与时俱进的。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潮流,中国地方政府在此大有可为。本文主要从吉林省政府管理创新的对策研究入手,来探求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定位创新,职能创新、体制创新。     

“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尺度跃迁视野下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与变革展望

【问题】基于尺度跃迁理论,地方政区是空间和权力尺度关系的耦合,地方政区治理要实现"空间—权力"动态匹配。基于此,地方政区实现"空间—权力"尺度匹配的空间治理模式有何表现?导致治理模式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的发展导向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提出何种新的要求?【方法】以珠三角地方政区为例,通过尺度跃迁理论对地方政区空间治理模式进行剖析。首先,以"空间—权力"两个尺度要素的关系,构建出尺度跃迁理论与治理实践之间的逻辑联系。接着,通过分析珠三角地方政区治理案例,总结在"空间—权力"配置之下不同的尺度跃迁路径及其中的差异原因。【发现】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中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制度创新分别代表"空间—权力"配置差异下的刚性与弹性两种尺度跃迁模式。模式选择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及其所处的城镇化阶段和区域格局息息相关。在新时期下,地方政区空间治理的实践方向逐渐发生转变,这体现了治理思维从刚性"空间管治"向弹性"制度设计"的深化。【结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珠三角地方政区空间治理行为应朝着尺度的整合、尺度的共享以及权力尺度的规划转化这三个方面进行变革优化,从整体上提升区域公共治理水平。     

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构建的关键要素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的构建至关重要,从关注“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视角的转化,正是体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能力发生着深刻的重构。论文以创新持续到创新深化的内生化理论模型为基础,识别五个创新深化的核心要素,即组织创新文化、多元主体嵌入、技术嵌入便捷性、创新模块开放性、领导者赋能,并选取地方政府创新奖中西北地区的十个案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并验证核心要素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论文研究表明,五个核心要素在领导者赋能为基础条件下,形成创新文化型创新、模块嵌套型创新、外在嵌入型创新三种创新路径模式。     

WTO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

WTO对我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产生一定约束，不仅内容要求合理、公开、告之，而且各地方应体现统一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对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也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要适应新形势，转变行为模式，强化行政指导与行政合同，提高行政服务水平。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     

论我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的地方政府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形成的低成本效应,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在实践中可能产生“地方主义”、“短期行为”等行为偏差,创新行为可能会锁定无效率。最后指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退出锁定,我国的制度创新会向其他制度创新方式转变。     

从政法传统看中国的地方变通——以宅基地流转试验为切入点

宅基地制度的关键在于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收取"暗税",在不挑战这一实质立法目的的情况下,地方的变通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维持这种垄断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与基层政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相符,基层政府因此有制度改进的动力。在政法传统中,法律主要并不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贯彻其理念与治理技术的工具,因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与变通。"政法传统"中存在着另一种脉络,对中央而言,鼓励地方探索新模式、甚至突破中央立法是主动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功能上能够替代法治传统中的立法博弈,取代立法过程中民众的自主性参与。这正是政法治理传统在"分散烧锅炉"式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下的本能反应。     

论转型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不仅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效能和形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趋势明显,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公民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使现有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培养多元管理主体,从而构建起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

"内在制度"理论证明,鼓励和引导地方法治试验有利于推动制度的生成并提升其生命力,与经验"试错"的实践逻辑相吻合。地方政府和政府中的"代理人"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非市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和"政府供给产品与服务"可以吸引特色资源,推动地方发展,发挥竞争动力学优势。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地方竞争,产生了地方发展动力。当前,地方已从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等技术竞争走向法治创新的制度竞争阶段,主动返回"有限政府",推动民主选举,开放权力资源,促成地方法治有效治理秩序的形成将成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财政驱动型地方发展背景下,当前地方改革须在实践问题导向下,对地方法治可能偏离甚至背离国家法治框架的风险必须及时预设有效的制度红线,促其朝向培育公民、激活社会、重塑政府之路加速迈进。     

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变革与完善

在地方治理中探索党政合设、合署的行政法治变革,既是新时代行政法的重要命题,也反映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定位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同要求。此次党政合署改革,应当坚持"依宪改革""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自主、积极"的法治理念,总结我国党政合署的有益经验,从权责统一、行政法与党规相协调、行政行为规范以及监督体系等四个方面,确立我国党政协作行政法治模式的基本框架。     

网络犯罪共犯行为的正犯化与定量评价

信息时代网络空间中的共犯行为发生了"异化","一对多"的共犯模式成为常态,导致共犯的从属性降低。司法实践逐渐摸索出了共犯行为正犯化的定性解释模式,并且逐步为共犯行为构建了独立的定量评价规则,这在"发起"多人、帮助多人、针对多人的"不作为""事后"共犯中都可参照借鉴。     

政府支持行为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正>鉴于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抓手,而探索政府支持行为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则是关键之举。在实践中,政府总是希望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作用,但有时政府的支持行为不但没有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反而会起到抑制作用,究竟政府支持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学界对此并未形成共识。现有基于政府支持行为与企业创新     

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治理的结构创新——以杭州市城市治理经验为例

当今,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变得异常复杂,以往城市管理部门许多治理经验已难以适应新的治理情境,于是创新城市治理模式成为必然。在这样背景下,杭州市试图运用社会复合主体模式突破城市治理困局。对于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这一新生事物,人们的认知大多聚焦在理念和价值功能的建构上,而很少关注其隐含的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事实上,通过多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复合主体的"共治"结构属性,即平等的关系结构和规范制度结构;而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功运行也表明"共治"结构的前提是政府前瞻性的理念创新和民主开放的价值取向,而非社会资本和公共精神的充裕程度。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重构、中国机遇和参与路径

互联网治理模式经历了从个人管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核心的"网络化治理"过程。近年来,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新的重要变局,由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组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将是未来重构方向,互联网全球共治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将在互联网安全和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机遇,可通过参与全球互联网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大众创新等路径,加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     

盲从模仿行为之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盲从模仿行为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和广泛的关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的规定适用范围狭窄,并不能规制一般的盲从模仿行为,因此,有必要增列盲从模仿行为为一种独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表现形式是不正当模仿他人特有商业成果或者进行仿冒商品交易;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应规定以下四种除外情形:超出了规制期限的模仿行为、有实质性改进的模仿行为、独立开发相同或相似商业成果的行为以及善意交易仿冒商品的行为。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正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