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氏五种相——"一把手"和一个地方的命运

卢氏不是一个人。卢氏是一个地方,一个很穷的县。穷困是件不幸的事。对卢氏县来说,更不幸的事情是,摊上一个很贪的"一把手"。贪官需要土壤。而卢氏县恰恰就有这样的土壤:一曰官员的奴性,二曰群众的绵羊性--固然,这样说也许有伤卢氏县人民的感情,对他们不太公平。但难以解释的是,一个智商不高、品格低劣的贪官,何以能在此为非作歹五年之久。不要小看了贪官。贪官也能制造土壤--一种适合贪渎文化的土壤--使顽者愈顽、懦者愈懦。一个贪官,不仅能毒化一圈人,更能毒化一方水土!当然,我们的官员不会完全是奴才,我们的人民也不会完全是绵羊。我们看见,有两个人,从不同的机缘起,开始了反抗,他们的反抗始则微弱,终于成功--但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成功--假如多数人依然是奴才与绵羊。我们的故事,从对"贪官相"的叙述开始,延伸到对"奴才相"与"官场相"的描摹。应当庆幸,终于见着了"反贪者相",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百姓相"的表情--让庭上的贪官,继续维持他的傲慢与冥顽,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民众从无知与漠然中醒来。--本刊编辑部     

"问题官员"为何觊觎检察长职位?

在中国近期此起彼伏的反腐败声浪中,落马于检察长职位上的贪官,似乎格外引人关注。检察长作为查处贪官的"官",其一旦蜕变为贪官,犹如"督战队在阵前先乱了方寸",危害不言而喻。而透过新近暴露的众多具体案例,其中透视出的诸多问题令人忧虑。     

任何自杀都不该被美化

全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很多自杀者。从人口比例来说，中国并不是自杀比例最高的，这应该同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有关。我从来都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如果要反抗什么东西，直接反抗才像个英雄，自杀只是逃避，不值得向社会提倡。     

透视贪官“拒贿”

在新中国的反贪历史上,2001年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因为似乎从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将那么多让老百姓恨得牙痒的贪官们掀落马下,也没有哪一年像这一年这样,将那么多的腐败重灾区连根拔起。厦门、沈阳、广西、潮汕等等,一个又一个。贪官一抓一窝,是2001年反贪给人的最突出印象。由个案到窝案,在说明我们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反映出,在中国,腐败已有了自身滋生的土壤,     

阻止“破坏性反应”

无论社会心理机制是诱使一个人向内攻击,还是向外攻击,都表明它不适合人们在心理上的生存。因此,防止自杀和暴力,被还原到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命题上。即使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活到现在,大概也无法对现在中国一些人的自杀作出解释—比如不时出现的"自杀秀"、"直播自杀"。这些自杀并不符合"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自杀"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的主义,不是绝对的对立,也不是简单的趋同,而是一种对立统一,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内容上,吸收、借鉴、扬弃了其他主义的科学成果;从政治实践上,超越其他主义代表的特定利益和立场;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贪官势利是如何炼成的?

官员对周围簇拥着的势利之徒的认识和体会,更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你拥有权力时得到的尊崇和拥戴,一旦失权就会瞬息而逝。每一个贪官都是势利的,不势利则无贪官。然则贪官的势利是如何炼成的?当下社会是一个"精英崇拜"社会,精英就是拥有财富最多的人,所谓"财富英雄"是也。他们既是成功者,也是智慧与能力超群者,还是无数渴望成功的庶民的"崇拜者"。他们是从财经媒体到     

反腐最终得靠制度

如果不是读了《南风窗》刊载的《杨正超周口反腐》,我对被当地百姓称为"为民书记"、"青天书记"的河南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脑海中储存的依然是多年前的反腐倡廉风云人物吕日周、姜瑞峰们,当然还有扳倒了大贪官的小人物郭光允、陈荣杰们。对奋斗在反腐倡廉一线的勇士不够关注,确实不是一个合格公民的应有态度,毕竟贪官的存在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环境的现实或潜在的危害,遏制贪腐、营造一     

南风窗独家 官员非正常死亡调查

<正>《南风窗》统计了"十八大"后(2012年11月15日)到2014年6月14日之间,被媒体报道的中国非正常死亡官员72人,涉及17种非正常死亡方式,31.9%死在办公场所。定性为"自杀"者39人,占比超过五成。     

毛泽东"实践哲学"解析

毛泽东"实践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与马克思具有共同的哲学倾向和哲学态度.它同样不是着眼于从学术义理层面建立哲学的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践,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说明理论、创造理论.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有关黑社会的若干思考

<正>一、"官匪互动"机制(一)"官匪互动"的标志本文中的"官",指的是政府中的贪官,他们的行为不仅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代表了政府行为的负向特征。本文中的"匪",指的是具有"帮伙"和"非法组织"基本特征的黑社会以及组织成员。据报道,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打掉了700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官员超过千人。截至2014年9月,便有35000名官员涉贪被查。黑社会现象的涌现,促使笔者对"官匪互动"机制问题的研     

声音

1"想到这些平时会议或活动上经常见到的人都到央视去讲自己如何嫖娼、如何吸毒,真的感到恐怖。"——赵丽华诗人赵丽华如是言。2你(黄奕忠)这么瘦,不吸毒,你骗谁?——海南30岁男子黄奕忠转引三亚月川派出所警员的话,称对方因自己长得瘦而怀疑自己吸毒,将自己殴打至住院。3中国人一般是这样的,你死了,基本上不会再查下去。——对于中国官员频发的自杀事件,中国独立时评人邓聿文认为寻死的官员也有腐败嫌疑。     

秀才改革的迷思

<正>在谈到中国改革时,要区分两类知识分子。于建嵘说,"历来的政治社会变化,都需要知识分子提供意识形态上、价值观念上的正确性说明,他们还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当中国的官方知识分子提供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改革也很难提供一个全民的共识。"于建嵘说的"官方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不能被称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跟文字和知识打交道的人"。虽然于建嵘尝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知识分子和官方知识分子,但是,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上,用知识分子在改革中起重要的作用来划分。第一,提供改革正确性的背书;第二,提供变化在精神上的动力。     

写着“是”的脸

一位日本老板，因为把受污染的工业用米倒卖到食用市场，东窗事发，一根绳子上吊死了。日本老板这样自杀，不知怎么的，我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不用说，无论按哪一国的标准，日本米老板都属于奸商，干了昧良心的黑心事，但事发之后能够自己了结，说明此人还有脸皮。同样做这种事情的中国老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可从没有听说有哪个自杀过。     

走吧,开始和中国的恋爱!

正一个内心火热的人,一定有一种承担的冲动。一种承担的冲动,才配得上一生一次的青春。"调研中国"是许给这样一种青春的:它开阔,辽远,倾情赞叹,理性认知,冷静思考,对责任意识自发地追寻。一个大学生,应该拥有一段有意义的青春。要有爱,爱智慧,爱生活,爱这个世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片隐形的孤独,它必须被排解,怎么排解?弗洛姆说,就是要通过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诗人艾青写道。爱得深沉,不是爱得肤浅,何以致之?     

“富士康式自杀”

正当我们以为富士康工人"连环跳"已成往事时,今年4月底,富士康郑州园区再现"两连跳",一男一女两名工人相继跳楼身亡。公平地说,发生在富士康这家巨型企业里的自杀率并不算高。2010年中国人自杀死亡率为10.15/10万,远高于发生在富士康的自杀死亡比率。但"富士康工人式的自杀"仍然值得研究,因它     

探寻中国的法治

<正>法治,作为一种理念,也许可以形成一套能让全世界所有人都接受的论说;但作为实践的法治,一定是干差万别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特有的,也被公认为是好的制度。很多国家,包括不少与美国文化背景相近的欧洲国家,曾经力图移植这一制度,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法学家朱苏力说得好,"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当"法治中国"的愿景让我们心怀向往时,我们一定不能忘了"法治中国"的法治,一定得是"中国的法治"——不是"别人家的"法治,也不是抽象的法治。     

高举旗帜 改进文风——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创刊35周年

<正>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创刊20年的时候,我应约写了"高举旗帜,改进文风"几个字。15年过去了,还是以此为题做文章,不是说明我们的刊物没有进步,没有贡献,而是说明这个题目仍大有文章可作。十几年前,我们这个刊物确实比较活跃,比较受关注,这也许与当时中国的改革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进入"深水区",对理论界、学术界要求更高更严了,我们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个难题。     

从"考试暴力"到国学院的距离

最近有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引发了笔者很多的反思。一是个大事,关于建立国学院的争论,所谓"国"学,不能不谓之"大";二是教育问题,也许不大也不小,关于家庭私塾教育的系列争论,尤其以郑渊洁在其儿子亚旗身上的实验成为近日热点;三是个"小"问题,关于理科生越来越缺乏人文素养的批评。这三个问题,最近炒得热。三者,分开来论,都是问题,一个个都值得郑重讨论。但合起来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及其教育体制下的变异和缺失。穷则思变,"变"本不是坏事,也是人类     

陈伟:在说与不说之间

正说得多了,陈伟在周围人眼里慢慢变成一个另类。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如果大家对我的认知是因为我评论社会现实,而不是因为写了很好的学术著作,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是失败的"。当今的中国,一个人无论自觉或被动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就会被这一身份"强制"发言。陈伟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因为他的言论时有时无,更强调遵从内心的有感而发。翻看他的微博,已经有1个多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