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据时代司法区块链的实践困境与因应

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的融合正成为科技创新的趋势.本文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区块链证据司法适用仍然存在着裁判文书说理匮乏、"区块链+公证"的电子证据应用频率低、区块链证据采纳标准不统一的困境.鉴此,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司法适用应当作如下改革:建立区块链电子证据"技术自证"的司法推定规则;构建区块链电子证据"上链前后"的双阶鉴真规则;完善区块链电子证据"虚实印证"的证据补强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论电子数据审查的“专门性”

随着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增多,常规性的审查判断已然无法满足实践需要。电子数据因其固有的、区别于一般证据种类的特性,有必要对其适用更为专业化的审查判断方法。当前检察工作实践中,对于电子数据的专门审查也处于刚起步阶段,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专门性审查"进行阐释。     

关于“证据定义与种类”条款修改的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定义及种类"条款做了较明显的修改:分立物证与书证、增加电子数据这一证据种类、鉴定意见替换鉴定结论、补充了可作为证据的笔录种类,这些修改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但也应当看到,在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的关系、证据分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完善立法,以更好地服务于刑事诉讼。     

论电子证据保全——从“富士康诉比亚迪案”出发

电子证据保全与一般证据保全的目的和价值是一致的。但由于电子证据本身具有脆弱、隐蔽和分散的特性,电子证据保全必须遵循环境安全封闭原则、多副本保管原则、严格记录原则和比例原则。     

刑事司法中“电子数据”相关问题探析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它在原有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传统证据的基础上新增了"电子证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看似四个字,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说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分析电子数据的概念、特性及法律地位,探讨"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的调查与收集方法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审查运用,有助于在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电子证据司法适用的问题研究

在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社会生产生活被电子数据所包围,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已经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选择。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导致其在司法适用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对此,需要完善电子证据鉴定、鉴别机制,构建完善的电子证据取证流程,厘清电子证据适用范围,完善电子证据举证规则,提升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审慎原则”与中国江河开发

正"审慎原则"是上世纪后期人类进入环境时代后出现的重要的环境思想之一,它最早产生于人们与污染环境的斗争。在欧洲各国为保护北海而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人们达成一个共识(宣言)"应当在源头就采用目前最好的技术阻止污染物的排放",并指出这个共识"也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我们有理由假设某些对海洋生命资源毁坏或有害的影响很可能是由某些物质引起的,即使我们此时还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该物质之排放与那些     

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改良路径新探

我国劳动争议之"一裁终局"制度是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重要改革,但其缺陷明显,亟待修正。集体劳动争议不能适用"一裁终局",而应当以调解为主。个体劳动争议宜适用"一裁终局",但必须予以改良:一是厘清"一裁终局"之小额争议认定标准;二是均衡劳动仲裁双方当事人权益;三是扩大"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四是实行仲裁和诉讼双收费制;五是修正仲裁裁决的生效时间。     

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数据证据适用问题研究——以南京市公安局为实例

网络诈骗案件主要呈现网络购物诈骗、冒充熟人诈骗、开设"钓鱼"网站诈骗、以"刷信誉"等为名兼职诈骗、发布虚假中奖信息诈骗、网络交友诈骗等几种类型。网络诈骗案件侦查工作中,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认定成为重要关切点,其不仅需要切合传统证据理论所要求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要求,更要拓展应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由于电子数据在提取环节、鉴定程序和定案规则适用方面存在多种困境,故而,需制定电子证据刑事调查的特殊规则,逐步完善电子数据鉴定的相关规则,同步完善电子证据的审查采信规则。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学位门”疑云笼罩 蔡英文诚信大失

<正>自今年6月起,多位台湾绿营人士爆料蔡英文"博士学位造假",他们远赴英伦实地查访,挖掘出大量疑点;尽管蔡英文方面高调展示所谓"论文原稿",并将"电子全文"上传网络,仍未能平息这场持续数月的"学位门"风波。面对强烈质疑,蔡英文始终遮遮掩掩,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反而滥用行政权力为自己保驾,还以势压人、司法提告爆料者,使其"余额不足"的政治诚信     

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功能调适与完善路径——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中,正确理解和把握职务犯罪侦查强制措施,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并重,遵循比例原则,做到区别对待,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厘清强制措施与侦查手段的关系;应当有效调适强制措施的功能,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护的有机统一,高度重视证据发现功能但警惕其异化,重视强制措施的犯罪预防功能。在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过程中,应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实现从打击犯罪向保护人权倾斜;保证适用强制措施从界限模糊转向严格适用;完善强制措施适用的层次体系;妥善协调强制措施与侦查手段的关系。     

行政与民事两大诉讼关于“新的证据”规定之比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两部证据规定确立了各自“新的证据”规则。应当讲,两大诉讼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别。对比分析这些差别,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新的证据”规则。     

道德立法强制的理据:哲学的还是科学的——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

"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将法律的立法强制这样一个古老而危险的命题带到了法律人面前。立法规制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不应当诉诸于道德哲学,而应求助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法律科学本身(法律推理、证据科学等)。对此,我国深圳和云南正在进行的实践或许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     

寻回“不会说谎的证据”

"新刑诉法第四十八条明确将电子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之一,说明电子证据的效力和积极作用已经得到认可。无论犯罪嫌疑人多狡猾、作案手段多隐蔽,在现代检察技术面前都将无处遁形,这个信心我们是有的!"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技术科干警陆渊神采飞扬地说。     

调查研究要善于“望闻问切”

正"望闻问切"是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四种论断疾病的方法,就是通过望其神色、闻其气味、问其感觉和切其脉搏来找准病因,从而对症下药。在实际工作中,笔者深感"望闻问切"四法不仅适用于治病救人,而且同样适用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如同中医诊病一样,同样要善于"望闻问切",这样才能抓住基层问题之"症结",开出推动发展之"良方"。"望",就是细于观察以查实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如何发现证据中的“隐性问题”

<正>证据内容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结果公平正义的首要前提。在侦查实践中,办案民警依法、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确保了绝大多数刑事案件证据内容的客观真实。但由于取证工作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少数证据材料难免存在"水分"。要挤出这些"水分",破解"隐性问题",必须对证据材料进行严格的实体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