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增量、去存量” 如何有效治理“僵尸政策”

"僵尸政策"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政策制定阶段的不当运作是"僵尸政策"出现的源头;政策执行阶段的"中梗阻"是"僵尸政策"出现的关键因素;缺乏政策终结机制是"僵尸政策"延续的重要原因。要秉持"减增量、去存量"的总体思路,从政策制定、执行、终结阶段入手有效治理"僵尸政策",确保公共政策既能精准对接民众需求,又能得到有效执行。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达马斯卡权力模式下欠薪入罪现象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为切入点

达马斯卡科层型权力组织模式强调"官员的职业化"、"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决策的技术性标准",恶意欠薪入罪符合回应型国家的一般特征、严格等级秩序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实施型司法的本质属性。科层型权力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运作效率、确定目标和强权依赖上均存在缺陷。恶意欠薪入罪现象在较短时期内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科层型权力模式不具有持久效果,实务中还应当加强司法的能动性。     

政策执行“局部空转”现象的分析与应对

从根本上看,改革政策执行"局部空转"是由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幽灵附着于官僚体系所带来的后果。应对改革"局部空转",要强化对官员队伍的正向激励,加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的协调,减少"文件打架",加强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统筹,拓宽由下至上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为基层官员松绑减负。     

经济理性、制度结构与乡土逻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共谋”现象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与利益逻辑,建立政策执行的"主体—情境—行为"分析框架。本框架关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及其利益、政策执行的正式制度情境与非正式制度情境、政策执行的行为选择及行为结果。对G村两起政策执行共谋的案例研究发现,利益冲动是共谋的内在动因,分离的执行结构与虚置的监督体制为共谋提供了制度空间,乡土逻辑与农村文化则是共谋的社会土壤。这意味着政策执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激励兼容",并重视民情与运用地方性知识。     

如何破解个别政策“朝令夕改”顽疾

个别政策"朝令夕改",是一种典型的"亚健康政治",容易造成公共利益受损、决策执行成本加大、政府形象受伤。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主要为个别政策制定时片面强调"集中"、出台时一心只顾"政绩"以及设计时明显偏重"私利"。要破解个别政策"朝令夕改"顽疾,需要端正少数决策者的政绩观,规范政策的运行过程,消除干部的"本领恐慌"。     

“双减”政策执行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标志着减负治理开始走向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协同治理的格局,这是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的重大政策创新。“双减”政策执行的内涵是：学校教育提质增效,校外教育规范健康。“双减”政策执行的理念是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主要体现为：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乎人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关乎社会根本利益;促进价值观的培育,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双减”政策的执行要突出育人为本、协同治理,其治理路径包括：完善保障制度,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明确功能定位,发挥校外教育的补充作用;优化管理机制,充分发挥课外教育的作用;形成跨部门治理长效机制。     

“局部空转”现象成因与治理

"局部空转",根源在于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表现为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本质上是"资源空耗、体制空转",反映的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脱实向虚"。在由广大干部队伍构成的庞大政策执行体系中,"空转"现象暂时是局部的,但若不对其进行及时有效治理,局部的"改革空转"就有可能演变为体系性的"政治失灵",其危害性不可小觑,值得高度重视与深思。     

致公党中央2021年科技文教工作综述

2021年致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围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健康码使用、港澳青少年教育、碳中和领域学科建设、社会老龄化问题、"双减政策"等科技文教领域重点问题充分发挥致公党侨海特色优势和自身人才资源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取得较好履职成效。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正>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强调"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邓小平同志强调"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凡事都"要落在实处"。江泽民同志强调"不要在层层表态、层层开会、层层造声势上做文章,而要在层层抓落实、     

改革举措贵在能“解渴”

正近年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各地各部门纷纷推出一批批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新政策、新举措。然而,有的政策举措落实见效慢,甚至层层衰减,让基层群众感觉"不解渴""不过瘾"。前不久,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务虚会上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政策、资源和力量,确保出台的举措有"干货"、能"解渴",最终落地见效。改革举措能不能"解渴",最直接的是看有没有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反响强烈的"痛点"问题。有一个说法叫"改革无感",指制定出台的改革举措,总     

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

健康码是疫情应急治理的重要数字工具,政府、社会和个体是三重交互界面中"一体两面"的行动者。疫情期间,政府赋权认同健康码治理,是因为它契合了疫情治理的需求,提升了疫情治理的效率。社会认同健康码是因为它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个体认同健康码是因为个体需要通过这一"电子门票"获得"数字生命"、身份认同和行动自由。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在应急治理期间,对健康码治理的认同超过了张力,但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两者的关系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可以"优化"健康码拓展"码上治理",但要防止"码上治理"的"异化"。     

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 防止任职年龄“一刀切”

<正> 为切实发挥各年龄段干部的作用,防止和纠正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自治区从完善机制人手,积极推进干部任职年龄界限和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的合理化,充分调动各年龄段干部工作积极性,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建立干部科学合理选任机制。自治区始终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勇同志多次强调,决不能在领导干部任职年龄上层层递减、搞"一刀切",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自治     

安徽省望江县政协引“管理学”模式促协商实效

对协商活动制定运转流程表,分选题、定案、执行、评估四个模块确定操作图。"一份流程表,四张模块图",这本是管理学中的操作方法,如今却成为了安徽省望江县政协推进履职规范化的新模式。2013年该县政协确定的16项重点协商课题正全面推行这种模式:一系列座谈会为选题而"生",专工委座谈会征集履职课题,一线和基层委员座谈会了解群众所需所盼,走访企业座谈会实地了解企业困和忧,层层筛选最终确定重点协     

跳出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恶性循环——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的形成机理剖析

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解决政策执行"一阵风"问题,需要改变不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完善问责和监督机制,积极创造政策执行条件,为政策弹性执行预留必要空间,同时予以必要规范。     

吸引青年 激发创业活力

正吸引青年、留住青年,湖北正在行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青年觉得政策向好,但获得感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宽而不细,通达不畅,"政策很多,可用起来和我都没关系"。二是执行不够,成色不足,"硬件环境改善很大,但软环境让人感觉只是套路多",政策决心大,执行老办法,容易碰到"玻璃门"、"弹簧门"。三是普而不专,效率不高,应     

宽严相济视野下三类罪犯从严“减假暂”制度探析

三类罪犯从严"减假暂"制度出台至今实施成效显著。但是,为有利于统一刑罚执行,排除对三类罪犯从严"减假暂"制度合理性的质疑,在刑法中应该尽快确立三类罪犯从严"减假暂"制度原则,并将三类罪犯从严减刑和假释的标准纳入《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统一明确三类罪犯从严减刑、假释的具体标准,以规范三类罪犯的刑罚执行。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桂系的统战工作

抗战爆发后,中共将桂系定性为国民党系统中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解决了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如何对待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政策问题。针对桂系的"外联内防""上联下压"的政策特点,中共桂林地方组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又联合又斗争的工作策略,促进中共和桂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联合,推动了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基层社会政策执行偏离的机制及其解释——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基层的政策执行往往难以实现"完美执行",执行偏离的机制与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农村低保执行偏离是在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执行样态。这些因素包括:政策资源增加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多种贫困形态问题、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赡养问题、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情关系问题、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治理问题等。现有的政策执行的治理体制具有回应和矫正政策执行偏离的能力,但是其治理效果存在一定限度。需要克服执行偏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要重视某些情形的执行偏离具有的正面效应,以有效回应基层问题的复杂性。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及其优化

我国城镇化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是工业优先、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这一模式在政策价值观上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生产要素,是城乡二元区隔政策的调节性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系统对农业转移人口仅仅是经济性接纳,而在社会性方面是排斥的。其结果是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而仅仅是"物的城镇化",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半市民化"结构趋于固化。新型城镇化必须矫正这种政策偏差,树立"知行合一"政策观,注重政策设计主体多元化,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政策执行必须兼顾相关主体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调动各主体市民化的积极性。新时代的城镇化,必须架构起政策制定、实施、监测、检查、评价、反馈、调整的良性循环系统,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优化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