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层治理的东城模式

北京市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早在2010年就作为全国及北京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此后通过推动建立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合作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启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程,有效整合了社区建设的多方力量,初步构建起"以街道工委为领导核心、街道办事处为责任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共治载体、社区各利益方为参与主体"的社区协商共治体系,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东城特色的社区治理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目标取向探析

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关键在于构建社区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法治监督机制。构建协商互动机制,就是要通过社区的"定期化协商""事件型协商""偶遇型协商"等,推动社区协商的全面化、为居民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全面整合与协作,实现社区治理的整体化、无缝隙化;构建信息整合机制,就是要通过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发布,实现居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聚合、实现治理信息的及时公开;构建法治监督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推进居民利益表达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利益博弈探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社区也正陷入利益博弈中。社区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发展状况。从法律杠杆、经济杠杆、行政杠杆、自治杠杆几个方面来建立博弈机制,从而实现社区利益均衡,这对有效治理社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模式、逻辑及趋势——一种中观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主要可归结为:基于功能整合的服务改善型、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型、引导—协作型三种模式。在创新逻辑上,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机制与"自治"机制相统一的逻辑、管理—服务的互动、融合逻辑及自上而下、榜样示范相结合的杂糅式生成与推广逻辑。从发展趋势上看,协商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模式的展开、社区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的有益调整,是我国今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向。     

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及实践探索——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调研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其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议事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基层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理论契合,社区议事机制正是这种默契的外显。议事机制的运行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机制在可资借鉴的同时仍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其他治理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     

社会管理社区化：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在观念多元、结构复杂、利益分化、流动频繁、风险骤增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社区化是提升现代社会管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基础。我国当前的社区化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社区主体地位不彰、居民协商不善、社区与政府关系非法制化等问题,阻碍社区在社会管理中治理优势的发挥。通过确立社区主体地位、构建合理协商程序、法制化政府与社区关系,完善社区与政府矛盾调处机制等措施,推进政府和社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合作治理。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     

建立水电开发库区社区共同治理发展机制研究

水利水电开发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如何破解"资源诅咒"现象,是必须重视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水利水电开发库区和移民安置社区共同治理发展机制的内涵看,两者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如果能建立库区社区共同治理的发展机制,搭建一个水电开发投资者、工程建设区的移民、原住村民、地方政府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平台,通过协商和谈判,即可达成契约,实现水电开发库区与移民安置社区共建共享。     

社区协商的困境、调适与超越——基于武汉市W社区的调查

对于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关系,学界主要从功能论和技术论两种视角阐释社区协商的制度价值和工具策略,忽视了微观治理场景对协商民主合法性的影响,由此带来民主旨趣与协商技术、行政主导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张力问题。基于对武汉市W社区的田野调查,可从整体性视角研究社区协商困境的破解之道,通过历时性呈现W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的不同阶段,阐发权威式协商和自主性协商的优势和局限。而政社联动型协商可以弥补既有社区协商模式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重构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凭借政社联动和技术融入,社区协商的具体场景可以回应其合法性和程序性之间的张力弥合问题,并以利益共识为纽带统合社区协商的价值追求和策略趋向。在一定程度上,W社区协商实践可以为城市基层协商的创新提供一些参考,但仍需要警惕“名实分离”的象征性协商形式的出现。     

抗疫“中国经验”的一大亮点 疫情防控社区治理机制的探索、反思与优化

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抗疫"中国经验"中的一大亮点,包括党领导下的"全政府"社区治理机制;以全民抗疫为主线形成了"全社会"社区治理机制;以社区"微服务"为特色形成了联防联控主战场等经验。反思疫情中联防联控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应采取打造社区治理"弹性共同体"、构建社区"综合韧性治理平台"、形成社区"信息直达机制"、优化社区治理"应急反应流程"等对策。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红色物业”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基于武汉市J街道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

村改居社区的过渡性与复杂性要求治理视角的实践性与适宜性，推动物业治理嵌入社区治理，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既有稳定的“制度性视角”和发展的“市民化视角”指向的治理模式无法突破主体互动不足和权责分工不清的壁垒。引入实践的“嵌入式视角”，提出“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基于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一体化模式形塑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主体嵌入与资源共治的物业治理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的协商机制、动员治理与事务治理的规范机制和责权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激励机制。红色物业真正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突破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悬浮化”困境、“市场失灵”困境和“整合”困境，对构建中国特色村改居社区治理理论提供重要的路径思考。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从哪些方面抓起

搭建整体性治理结构,实现社区治理的宏观部署,形成治理主体互动的制度起点;通过对各治理主体参与、合作、协商的机制设计,形成治理主体间合作的互动过程;通过治理主体间合作的不断深化,实现了各主体治理能力的培育,最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建引领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村改居”成功转型的江欣苑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现代化,不仅关乎整个国家层面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改革,更涉及省、市、县乃至乡镇、村居、社区等的深入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通过推进"村改居"工作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卓然成效。具体做法是:以党建为抓手,让民主发动群众、组织扎根群众、产业致富群众、服务凝聚群众、文化引领群众,化政府、社会发展"外力"为社区自我成长"内力",推进实现从"村湾"到"小区",从"村民"到"股民",从"农民"到"市民",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为引领的中国特色社区治理之路,其先行先试的经验在全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为此,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第四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专题调研组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天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权威专家赴武汉市汉阳区进行实地采访调研,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 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 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 对于充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提升社区协商水平 寻求基层治理最大公约数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特别是对增强基层议事协商能力作出的新部署,为全面深化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甘肃民政将积极探索社区协商有效形式,有序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提升社区协商水平,着重在"四化"上下功夫,坚持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有力促进社区和谐与文明进步,全面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