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呼唤多元共治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需要协调社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多元利益协调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多元共治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还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要充分发挥多元共治的作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让社区组织和公众有效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复合治理

开放社区由于其场域建构过程的风险属性,越来越成为各种类型矛盾和冲突关系集聚的时空场域。在各种传统和现代因素影响叠加、社区内致性风险和外部冲击相结合的复合型风险背景下,开放社区公共安全成为城镇基层治理的紧迫问题。通过复合治理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框架的分析发现,当前开放社区存在着宏观制度缺失、中观场域系统弱化和微观行动能力不足三大困境。城市开放社区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要实现安全治理的目的,单单局限于社区某些领域或者社区安全治理本身的举措和机制的调整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在现存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在复合治理理论视阈下,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应是:加强"一核多元"社区安全治理制度设计,建立弹性协调的社区安全治理中观机制,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微观共同体。     

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现实困境与消解策略——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城镇化与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对于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社会资本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透过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与关系网络发挥合作功能、约束功能与沟通功能。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在转型过程中社区信任衰退、互惠规范断层和社区关系网络转型引致社区环境治理遭遇集体行动悖论、"公地悲剧"与治理互动困境等重重困境。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化是提升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国家需要以重塑社区信任、复建互惠规范和修缮参与网络为主线重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共同体,化解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困境。     

通过机制创新将社区治理引向深入

<正>可以预见随着"三社联动"的深入推进并取得成效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体制机制终将确立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活力终将激发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终将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治理体制从单位制、街居制向属地化、社会化的社区制转型,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息。社区制的确立不仅要求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需要构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运行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清单制: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重塑的制度化路径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依旧存在,其与街道办事处之间职责不清的问题不仅加重了自身的工作负担,也弱化了在居民与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基于对清单制在重塑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上的价值解析和社区治理中清单制主要应用形式的现实考察,清单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宜进行优化设计。基本路径是:在清单编制阶段,以明确法定职能、梳理工作职责、审核清单内容与公开清单内容等程序设置,实现清单"从无到有";在清单运行与落实阶段,以信息整合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居民监督机制、过程管理机制完善清单运行,推动清单"有而向优",同时将清单制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以压实各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促进清单"优而有用"。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关系论的视角

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在外部关系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的再认识,只有审慎厘清其本源性问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实践现代化的本源性问题乃是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如何实现现代化。当下社区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间关系呈现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运行轴心的"葵花式"关系格局,只有突破这种约束条件,才能实现以功能链接为轴心的"扎根式"的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运行格局,社区治理实践将会呈现出新的样态: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明晰,社区公共财政供给和分配制度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核心,不同社区事务的多元化处理机制确立。这就为进一步达成"现代化"共识提供了基础,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基层支撑。     

“城中村”要改造好,也要治理好

"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需要把握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三条主线。     

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及实践探索——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调研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具有全局性的关键环节,其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基础性作用。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区议事机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也是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基层落实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京市鼓楼区议事机制的调研,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理论契合,社区议事机制正是这种默契的外显。议事机制的运行激发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活力,为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机制在可资借鉴的同时仍有进一步生长的空间,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完善,也取决于其他治理要素之间的有机融合。     

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工作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使之体系化和机制化尤为重要。由此,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在推进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性疫苗,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干群关系、技术专家与社会大众关系协调机制,弱势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社区治理机制化、反思性社区教育实践机制等方面均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模式、逻辑及趋势——一种中观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主要可归结为:基于功能整合的服务改善型、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型、引导—协作型三种模式。在创新逻辑上,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机制与"自治"机制相统一的逻辑、管理—服务的互动、融合逻辑及自上而下、榜样示范相结合的杂糅式生成与推广逻辑。从发展趋势上看,协商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模式的展开、社区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的有益调整,是我国今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主要方向。     

构建更好的城市社区治理协调机制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城市社区治理协调机制建设有助于形成各主体的联合力量,共同推进和谐社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下,我们要正视社区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充分利用信息化、法治化等手段,发挥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调作用,促进城市社区治理和谐发展。     

城市社区柔性治理的人心濡化之道——基于上海市J区“客堂汇”的个案研究

在社区精细化治理的背景下,物质治理和技术治理无法满足复杂社会社区治理的需要,面临着治理失灵的窘境,因此,柔性治理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既有的柔性治理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对柔性治理的操作化和落地化问题关注不够。"客堂汇"通过人心濡化成功开创出了一条农村社区柔性治理的大道,在分析"客堂汇"人心濡化的三大治理方略,即塑造社区认同感、弘扬核心价值观和凝聚社区治理共识的基础上,深挖"客堂汇"背后蕴含的治理逻辑和内在机理,把柔性治理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分析框架,发掘柔性治理的落地化路径,研究发现,柔性治理在社区治理中应超越"熟人社会"、培育公共性追求、生成德治体认和重塑合作制组织的治理结构,这是推动柔性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移轨创新的新的发力点。     

党建引领与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

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巨变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及城市社区党建,有着发展的诸多便利,同时也需应对巨变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创新城市社区党建,推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落到实处,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就要注意处理好社区党建与社区自治、社区党员与社区治理、社区党建与社区动员的关系。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基层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在党建工作方式创新中做强做实基层党建、通过社区党建将社区及社区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在增强党员与社区关联中优化社区党建协调机制。     

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以党建工作引领社区自治、共治,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基层党建在社区治理实践中能够发挥政治引领、社会协调和文化融合作用。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创新,要求我们依托党的组织优势,创新党建引领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同时发挥党建的纽带作用,构建党建复合引领的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