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我国侦查实践中的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这对于推进我国侦查活动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规定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诸多方面存在缺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将面临挑战,亟需对其予以完善和具体化,以便于侦查机关更加科学、规范地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侦查措施立法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立法,既要总结我国目前侦查措施的种类及其使用情况,又要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定》、《刑事诉讼规则》对侦查措施的规定,还要借鉴、参考域外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意见稿对侦查措施的规定。该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的规定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精神并与此相适应;基本法律与规章要协调一致;吸收实践中经常用的、成熟的、公开的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立法应易粗不易细、易原则不易具体;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分别规定;侦查措施的排列顺序应体现先公开后秘密、获取实物证据的措施在前获取言词证据的措施在后。基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侦查措施种类和顺序规定一般为:勘验、检查;搜查;紧急封闭现场;扣押;调取;辨认;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鉴定;通缉;通报;堵截盘查;心理测试;控制犯罪;派遣秘密侦查员;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技术侦查;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诱惑侦查的若干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形式,对重大复杂案件侦破难题的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从侧面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以及在由其所导致的诸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诱惑侦查相关措施的完善问题等方面,亟需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以更好地保障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指定侦查管辖的程序偏差与纠偏路径

指定侦查管辖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管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保证刑事诉讼能够顺利进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司法实践来看,指定侦查管辖具有适用标准的模糊性、适用动机的功利性、适用过程的职权性以及指定行为的预决性等特征。指定侦查管辖在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明确依据,强化“侦查中心主义”地位,存在启动与协商机制不够规范,适用过程中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存在同步异化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对指定侦查管辖价值认识不足,立法理念与司法体制下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存在冲突。完善指定侦查管辖制度的路径是,在立法层面明确指定侦查管辖的功能定位,细化相关规定;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贯彻程序公正;发挥法律监督刚性,强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约监督。     

论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独特的程序价值。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将公安机关的职能从侦查阶段延伸到审判阶段,从而强化了其作为侦查主体的职责。公安机关应正确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职能,转变传统的耻讼心理,充分认识和理解警察出庭作证的重要意义,通过强化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质证行为,加强侦查人员的合法取证意识。     

诱惑侦查定位之辩——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争

诱惑侦查,归根结底是一种侦查手段,与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应从实体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其进行分析亦或是从程序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规制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倾向于将诱惑侦查问题划归《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认为诱惑侦查行为应当划归为侦查行为的一种。只有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才能正确掌握诱惑侦查的实质。     

实践的隐忧——论特殊侦查中的证据转化

随着《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以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特殊侦查措施被明确纳入了刑事司法轨道,依靠该类措施获得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法律的规定并未能阻却实践中特殊侦查所获证据被大量转化的命运,而且这一转化大有架空制度规定,侵蚀法律程序的趋向.专权思想、保守侦查秘密,规避监督与制裁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规范侦查权,明确侦查公开,合理保守侦查秘密,加强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提供协同性的配套措施能最大限度地消解证据转化,保证现行法律被高效执行.     

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法律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中犯罪组织活动日渐隐蔽化，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卧底侦查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本文结合国外立法经验，论述了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从适用条件、行为方式、适用程序、证据使用四个方面阐述了对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限制。     

论刑诉法的鉴定新规对侦查审判的影响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修改了鉴定启动权，明确了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和鉴定辅助人制度，等等。这些必将对侦查审判产生影响。避免“两高”案的再次发生。     

《行政许可法》中值得探究的几个问题

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于信赖保护原则、默示作为行政行为形式、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等方面问题作了极具先进性和体现人文精神的规定 ,但在条款和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不少值得质疑的问题。     

侦查行为分类研究--以毒品犯罪的侦查为范例

根据刑事侦查行为的样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将其区分为任意侦查行为与强制侦查行为、公开侦查行为与秘密侦查行为、技术侦查行为与非技术侦查行为.这一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实践中侦查机关的行为选择提供宏观指导.     

“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的侦查与认定——以侦办苏某福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为例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银行卡的行为属涉嫌构成《刑法》第177条之一规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骗领的银行卡常常被用作电信诈骗及其他涉卡类侵财犯罪的作案工具,其与电信诈骗类犯罪有着极高的关联性;对"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正确理解刑法上对信用卡的界定,充分利用侦查资源,精确研判,多方收集证据,深挖犯罪,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等涉卡类侵财犯罪的高发态势。     

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诱惑侦查具有传统侦查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但是我国的法律对此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理论界习惯于将诱惑侦查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借以认定诱惑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但是这种"两分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缺陷。在对国外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标准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立法和实务中应当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综合审查法作为认定诱惑侦查合法性的标准。     

毒品犯罪案件中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研究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从程序法的高度完善了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合法化,兼顾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该文在总结毒品犯罪案件特点、重新界定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的基础上,对公安边防部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侦办毒品犯罪案件的优势进行了阐述,以期更好的指导实践。当然,《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如何更好地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理应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     

“检察引导侦查”之质疑

目前,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法制逐步完善、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侦查体制显示出诸多弊病,提高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研讨的主题。有学者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并有相关司法机关予以实践,但其学理基础、法律依据、实践效果都令人反思和质疑。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绝不是从某一角度进行的修补。况且,"检察引导侦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在学理、法理上均站不住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浅析新刑诉法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完善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对侦查的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笼统,需要在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等制度方面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切实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浅谈新刑诉法对公安技术侦查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独立一节规定,肯定了其证据地位的同时也对侦查机关的使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必将对侦查主体的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新刑诉已经正式生效,侦查机关使用技侦措施在案件范围、申请程序、操作过程等方面受到全面的规范和制约,详悉新《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使用技侦措施的影响是当前公安机关理论与实践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     

从《联合国反腐公约》谈我国刑诉制度的改进

《联合国反腐公约》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就腐败犯罪的追究程序也作出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已经突破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如我国在侦查程序的许多环节,特殊侦查手段,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程序和方式,特别是在犯罪人潜逃情况下如何追回资产,证人作证方式及证人保护等方面,与公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将根据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定的精神,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诉制度进行理论探讨,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更好的打击腐败犯罪。     

新刑诉法视野下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的实施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认了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此又进一步作出了程序性规范。正确实施控制下交付,要明确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的概念,认识其作用,掌握控制下交付与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之间的异同,了解控制下交付的形式。在侦查实践中,组织实施控制下交付,要注意控制下交付的必要性、程序性、安全性和秘密性。其实施要点包括:研究案件情况发现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实施的条件、作出实施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决定并制订实施方案、涉案物品的流通与控制、交付时的控制与抓捕。同时,在控制下交付侦查措施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恰当使用其获取的证据等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