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诉法的鉴定新规对侦查审判的影响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修改了鉴定启动权，明确了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和鉴定辅助人制度，等等。这些必将对侦查审判产生影响。避免“两高”案的再次发生。     

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的启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制度

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应用,作为专家证人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家证人理论和规则等方面均有着重要地位。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专家辅助人参与到法庭审理,对鉴定意见提出合理异议,能够提高鉴定意见质证效果。但鉴于我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规范尚不充分,实践中仍有诸多问题不够明确,因此可以在分析英美专家证人制度之得失基础上,总结完善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议。     

司法鉴定结论质证主体探析

在司法鉴定结论质证主体方面,以质证主体质证力度抗衡为切入点,在明确不能实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质证模式,而应把审判主体作质证主体即采取由审判主体参加的质证模式下,大胆提出让专家成为人民陪审员,进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同时引进专家辅助人制度.以期完善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维护司法公正.     

从复旦投毒案二审看刑事专家辅助人诉讼属性

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文章论证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必要性,从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角色、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等基础性问题入手,就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从民事诉讼视角论对鉴定结论的质疑与审查

在民事诉讼证据中,鉴定结论是一种重要的法定证据种类。文章主要结合两大法系各自鉴定制度的特点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论证了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及其局限性以明确对鉴定结论质疑与审查的必要性;探讨了在对鉴定结论质疑和审查中存在的问题和我国现行立法对其进行的完善,以期从程序方面保证鉴定结论的公正性,正确发挥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     

专家意见证据地位的确立与理解适用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6 1条在法律上初步确立了一种民事诉讼证据形式——专家意见。证据法意义上的专家辅助人不是专家证人或鉴定辅助人 ,既不属于证人也不属于鉴定人。我国应将专家意见确定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新证据类型 ,在诉讼中正确认定、采信专家意见 ,解决专家意见与鉴定结论的冲突 ,可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正确合法。     

诉讼模式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存在明显的不足,即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注重国家公权力干预,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2007年,对民事再审程序的修改,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再审制度的职权主义色彩依旧。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面临观念变革和制度更新。民事再审的目的在于纠正错误的民事裁判,但是,纠错一要遵循诉讼规律;二要进行价值权衡。在制度上,要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改造我国再审制度,打造再审之诉。     

英美法专家证人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专家证人制度是英美法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控辩双方最为有利的武器之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美法的专家证人制度不断完善,然而其固有的缺陷,如费用高昂、诉讼延迟以及专家证人的证言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中立性等都与我国法律环境不相容。因此在借鉴其优点的同时,中国还应坚持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     

我国人身保险利益规定之完善

人身保险利益一直存有英美法系"利益主义"与大陆法系"同意主义"之争论。我国《保险法》继受此两大法系之时,常有冲突发生,规范方式亦未尽明确。我国《保险法》所采用之"同意主义"已架空"利益主义",且"利益主义"适用于我国具有一定缺陷,应予摒弃。参照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之优点,应修正同意认定之方式,并规定被保险人撤销同意之权利,以降低道德危险,更好维护被保险人之利益。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背景下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模式不再截然分野,走向互相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弊病,必须加以抛弃。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模式既不应是当事人主义,也不应是职权主义,而应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浅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随着刑事法律的改革,专家辅助人制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能够获得专家辅助人的帮助,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存在专业疑难的案件,这种主体的诉讼参与及其提出的诉讼意见,对司法机关查清案情、特别是审判机关作出公正裁决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的规定简单且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因此有必要对该制度做相应的补充,以促使其完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问题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具法定证明力,不能当然地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在医疗事故的法庭审理中,当事人应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质证。医疗事故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回答鉴定过程中的有关技术性问题,应成为其法定义务。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若医疗机构对于鉴定组的调查询问不能给予合理的解析,要承担不利后果。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有效监督的另一个途径是专家辅助人制度。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立法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受害人利益保护为视角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补充,其功能在于给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更周全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救助基金救助项目应该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赔付项目保持一致;救助基金救助事由应遵循"保护不能从加害人的强制责任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付的受害人"的原则;救助基金行使追偿权的对象应该明确为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存在诸多弊端,有修改的必要。     

专家辅助人制度司法实践新问题

鉴定意见对解决专业问题具有促进意义,但也可能因鉴定意见的错误等原因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建立并完善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势在必行。除应当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以外,我们还应当明确:鉴定人可以作为专家辅助人,但对于鉴定人的违法行为,应追究相应责任;专家辅助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倾向性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但不应突破一定界限;法官可以将专家以人民陪审员的形式吸纳至合议庭,不仅可以对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见进行审查,还可以确保中立性。     

对我国刑事侦查制度的反思——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侦查是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办理刑事案件最基础的工作和重要的诉讼手段。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都属于诉讼程序的启动阶段,对随后的起诉、审判有实质性影响,因而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形成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下的纠问式侦查模式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下的对抗式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及其质证、认证

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 ,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实践中在鉴定结论的性质、证据地位等问题上存在认识错误 ,应明确其性质及证据地位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有效的质证模式。     

对刑事侦查活动中财产权保护的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较为注重对被追诉人的人身权的保护,而对"物"的保护较为忽略。文章从"相对合理主义"改革的渐进模式出发,进一步从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维度构思设计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以期能更好地为刑事侦查活动中保护财产权的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     

保险标的转让规范模式之检讨

保险标的转让对保险合同的影响,有"对人主义"与"对物主义"两模式。前者以"诚信"为核心价值,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保险利益的复合性,存在冲击民事法律基础理论、损失法律效益的缺陷。因旧《保险法》规定过于简陋而造成法律实践上的缺陷,新法则摒弃"对人"转而改用"对物"模式,但这并非理想的立法选择。理想选择是,坚持"对人"模式并辅以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修正有关规则。     

论司法能动主义构造路径

当前,对我国司法究竟采用司法能动主义还是司法克制主义,学者间存在很大争议。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在实质上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种法律模式造成的差异。通过论述司法能动主义的构造路径,澄清其目标仅是推进宪政,减少司法克制主义对其创造动机的抵制,使我国司法充分吸收英美法系的这一制度,为实现司法的民主进程发挥其积极作用。     

论我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构建——以轻罪案件为视域

不同诉讼模式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不尽相同,权利保障亦有差异。我国并无直接关于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但诉讼经济的理念却渗透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中。构建我国被追诉人尤其是轻罪案件被追诉人之速审权,可以诉讼经济为理论支撑,以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美国和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德国被追诉人速审权之规定为借镜,以此确定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程序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