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新刑诉法语境下非法证据认定的现实困惑与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适法的差异性,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排除依然遭遇不少现实困惑。司法机关应通过完善司法解释、完善司法判例制度以进一步明确"等非法方法"的内涵外延,细化非法实物证据的构成要件,明确诱惑侦查获取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准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解除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认定的困惑。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之理性解读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实体性规则是对非法证据的实质性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相对排除和法官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程序性规则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主要包括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程序模式。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法律规定的缺憾及其完善的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但由于法律本身规定的缺憾,以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使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几成一纸空文。文章分析了在我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诸多障碍,如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犯罪之间难以取得较好的平衡,追求实体公正的观念强于追求程序公正的观念,错案赔偿制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等,提出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及完善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在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过程中暴露较为集中的是三类问题:一是对法律上表述的某些非法取证方法不甚理解,讯问中不宜把握;二是在讯问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宜发现的非法取证盲区;三是侦查机关在非法证据的"自查自排"中存在"漂白证据"现象。上述问题不仅直接影响证据的合法性、可靠性,而且成为滋生新型非法取证方式"避风港"。对此,课题组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建议、有效的防范措施,并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探

本文通过比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现状和作用,论证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和适用这一规则应有的必要限度,并且提出构建"两道关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方案。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了法律准则,在使用价值上有疑问的证据资料。现代国家原则上都禁止非法取证。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程序法上是否采信,体现着国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上的取向。我国应确立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鉴定结论予以排除;对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有选择地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100份裁判文书谈起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的100份被告方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案件的裁判文书显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为司法实务所规避,被告方提出申请后排除程序启动及庭前会议的适用较少,法庭在审查过程中可能以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判断替代证据非法性判断,目前重复自白的排除规则缺失,侦查人员出庭对辩护律师形成重大挑战。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发现为立法及司法中更为科学的完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范围

司法解释虽对非法证据作出界定,但对排除范围的限制有不妥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排除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但并非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在确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时不应考虑是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而是要看非法证据侵害的法益的性质和违法行为的性质。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极不清晰,瑕疵证据的补正规则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杂糅,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混同,非法实物证据规则之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不分。应回归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定位,以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将所有非法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厘清相关概念,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引导的方式对“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补正或者合理解释”进行阐述,明确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要件,激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再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从信息有限与非法证据排除之矛盾谈起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证据即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基于信息有限与非法证据排除之矛盾,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在"有限排除"理念指导下进行构建.     

刑事诉讼价值观转变和非法证据防范

不同国家基于刑事诉讼法价值观的不同 ,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证据能力大多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 ,即 :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材料 ,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证据材料 ,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材料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但由于种种原因 ,法律对具有相对证明力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没有剥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和肯定程度的提高 ,为避免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可能的过分侵害 ,我国必然会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 ,剥夺规定范围内的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以防范非法证据。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     

中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评判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范围并不明确,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证据规则具体适用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通过对非法证据处理规则价值导向的具体分析,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源价值进行还原,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运行的意义。     

论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世界趋势和我国现状的考察 ,对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性思考 ,提出依据权衡原则 ,兼顾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与控制犯罪、实体正义的平衡 ,采取灵活、渐进的方式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期在价值取向上排除非法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尽可能地适用客观真实的非法证据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