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中申请者保密规则的完善

卡特尔(cartel)是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所构成的组织,其目的在于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由于卡特尔对竞争具有高度危害性和隐蔽性,促使各国在反垄断中引入宽恕制度,鼓励卡特尔成员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合作,执法机构则为申请者保密。但在实际中,卡特尔受害者的民事诉讼常常要借助反垄断公力执行已取得的成果,因此,宽恕制度与反垄断民事诉讼有冲突。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宽恕制度中申请者保密规定不足,致使对垄断协议惩处力度不足。因此,应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申请者保密规则,恢复市场秩序。     

宽恕制度的价值目标及其适用条件

在反垄断执法环节适用宽恕制度,对于及时发现秘密卡特尔、提高反垄断执法效率、节约执法成本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由于该制度的减免机制导致告发者将违法成本转嫁于卡特尔其他成员而自己获得减免,具有道德上的可责难性.因此,对其适用必须规定严格条件,以避免宽恕制度的滥用,确保其价值的实现.     

对反垄断的域外管辖与国家主权关系问题的探讨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反垄断的域外管辖权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国际法之国家主权理论出发,探讨了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之管辖权与反垄断法域外管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三种主要观点,论述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应坚持国家绝对主权理论还是有限主权理论问题,提出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应坚持的价值取向。     

新业态从业者集体劳权的实现路径——以集体劳动法和反垄断法的协调为视角

从本质上来说,集体劳动法和反垄断法是相互对立的：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集体劳动法鼓励工人联合以“限制竞争”。鉴于集体劳动法是为了保护居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权益并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因而,反垄断法中设立了劳工豁免制度。但随着平台及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具有雇员身份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易被反垄断法视为具有经济实体地位的“企业”,难以适用传统反垄断劳工豁免,从而其行使集体劳权的行为会被认定为价格固定的“横向卡特尔”。为破解上述困境,一方面,可以扩大传统反垄断劳工豁免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可以对特定类型的新业态从业者设立竞争承诺制度,从而消除其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反竞争风险。在我国,应将具有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单位就业员工、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平台网约劳动者”纳入反垄断劳工豁免的范围,并明确豁免的适用条件;同时,还要设立针对“依托平台的个人灵活就业人员”集体行为的竞争承诺规则。     

从“维C案”看中国出口垄断的豁免制度

正"维C案"中商务部三封"法庭之友"意见书最终被二审法院采纳,以国际礼让原则胜诉。然而此胜利无法掩盖我国出口卡特尔豁免制度立法欠缺、商会预警能力不足、企业规避风险意识淡薄等现实问题。2016年9月20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了关于华北制药对"维生素C反垄断诉讼案"上诉的判决,支持华北制药在一审中被驳回的被告动议,以国际礼让原则判决一审判决无效,中方胜诉。至此,这场旷日持久,被称为"中国国际反垄断诉讼第一案"的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发布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强调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应当适用反垄断法及有关配套法规、规章、指南等,释放互联网平台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的明确信号。《指南》共六章24条,包括总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和附则等内容。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同志就《指南》答记者问时指出,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规制原则和分析框架适用于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但由于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和竞争生态复杂、涉及范围广、专业性强。     

对我国《反垄断法》有关条款的解读与思考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历时十三年，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8年8月日正式实施。它与中国现实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相适应，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制度相接轨。     

特许经营中的反垄断问题及豁免

特许经营是一种商业模式,特许人将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一系列特许权组合授予被特许人使用。由于知识产权的具有专有性和独占性,特许经营协议条款中必然有限制竞争的条款,可能会引发特许经营的反垄断问题。从特许经营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特许经营中存在的反垄断问题,提出特许经营反垄断的豁免理论,并探讨特许经营反垄断豁免的适用及例外,有助于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     

解读网络环境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360与QQ之争为例

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网络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甚至成为日常交往最主要的方式和纽带。网络领域的反垄断案件也逐渐增多,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奇虎360诉腾讯QQ垄断案为例,对我国反垄断法律在网络环境的适用过程中如何认定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分析,有助于对相关概念的把握,从而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     

香港新竞争法对仲裁及ADR发展启示

香港新竞争法下反垄断争议解决可以通过仲裁及ADR方式,目的是为了鼓励积极动用各种力量和途径更好地维持市场竞争秩序,而对于界定具体的反垄断争议事项则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反垄断争议可通过仲裁及ADR方式解决是各国竞争法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必然趋势。     

反垄断失灵:公共选择的分析

本文在公共选择的框架下探讨了反垄断规制的失灵问题。促成反垄断失灵的可能因素包括政治家的自利目标、信息费用,以及市场约束和政治、行政等非市场约束。为控制反垄断失灵,我国应该明确反垄断利益和权限,公开反垄断政务,推进反垄断自主,完善反垄断控制和问责制度,控制垄断利益集团,培植抗衡性集团。     

反垄断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酝酿十余年的反垄断法草案6月4日提请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该法旨在为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等提供法律保障。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利用反垄断法律制度,防止和制止来自国内外的垄断行为,中国原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中已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的规定。但是,这些反垄断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而需要制定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反垄断法,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我国经济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提供法律保障。反垄断法草案确定了反垄断…     

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用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积极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也消极地强化了各国法律的差异,破坏了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各国的立法越来越多地规定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显性限制条件,另一方面,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倾向也隐性地限制了该制度的适用。完善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既要在有限领域承认反致制度,采用个案中的结果说,同时,更应注重司法层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公共秩序复核制度,提高法官的个人素质。     

数字时代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数字经济从“互联网阶段”发展到“平台时代”,头部平台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滥用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常发生,需要构建完善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数字经济条件下,该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缺乏法律和理论供给、认定标准失灵、救济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做好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宏观背景下,应从制度的调适、标准的优化、救济模式的扩充三个维度作出回应,以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研究

反垄断豁免作为反垄断法中的重要制度,应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正义、效益的价值取向,从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改善市场竞争条件、引用破产企业原则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权衡豁免。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的程序设计应有事前申报制度、事后监督制度、惩罚制度和主管机构等内容。我国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除了应与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保持一致外,还应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思考

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早在1889年就被各国相继采用.我国的缓刑制度在维持原判刑罚效力的基础上给犯罪分子以悔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充分体现我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在司法实践中,缓刑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通过建立判前人格调查制度、规范缓刑的监管、增设缓刑"延长考验期"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遏制平台垄断乱象:立法将如何破局

导读: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因"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层出不穷的企业并购等问题备受诟病,"反垄断"成为2021年互联网经济的高频词。一场平台经济反垄断大幕已经开启。从去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作为今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再到今年以来,相关部门频频发声,围绕平台经济接连出台多个配套规范,以及反垄断执法机构密集亮剑,屡屡开出顶格罚单……"反垄断"成为2021年互联网经济绝对的高频词。     

意定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及借鉴

现代法强调尊重自我决定权，各国新制度均强调以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为制度设计的新理念。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优先于法定监护，为适应新理念，维持身心障碍者生活的正常化及尊重其自我决定权，急需修改相关立法以完善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     

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

大型数字平台具有公共性,是一类新型的公共设施。平台对用户、平台内经营者、竞争对手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且这种市场力量与竞争优势容易被滥用。对于大型数字平台,我国早期奉行形式治理理念,当下这一理念亟待转型,应从形式治理迈向实质治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的治理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是践行实质治理理念的最佳范式选择。就事前与事中管制而言,行业管制部门应当以开放义务为中心创设管制规则,原则上要求大型数字平台公平、公正对外开放。就事后反垄断而言,可在《反垄断法》总则部分专设平台反垄断条款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效能。以实质治理理念为指引,以管制与反垄断为两维,规训平台从私益性向公共性回归,有助于重塑数字市场的自由竞争格局,提升数字市场的创新活力与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不动产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各国法律规定不一,我国理论界对此的观点也不统一.本文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目标、法理基础、构成要件、适用范围等多个角度阐述对该制度的看法,指出不动产亦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