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的刑法规制进路:政策—法益—构成要件

堕胎罪的出罪与入罪问题应当遵循政策—法益—构成要件解释的进路。堕胎是一个具有浓厚刑事政策性质的问题,与一国的人口政策、宗教习俗紧密相连。刑事立法应当与社会期许相呼应,否则会造成罪名形同虚设,清末与民国对堕胎罪的移植就是印证。在堕胎罪的法益考量上,各国理论要么立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要么着眼于母体甚至父母权利的保护,但这必须是立足于一国的立法现状确定的,例如将胎儿性致死伤的"作用说"照搬到我国,就会产生较大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堕胎罪法益应当着重于母体生命、身体、安全的保护。同时,根据社会政策,自己堕胎的行为也可以通过非法行医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教唆犯定罪。     

中美妇女堕胎权法律保护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对堕胎作了截然相反的立法规定,其根据是出自各自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综合因素的考虑,都显示出其合理性,也各有其缺陷.中国需要借鉴的是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维护的周到和细密.中国堕胎立法体系的不统一应当及时审查纠正;违反上位法的部门规章或地方法规应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予以改正或撤消,违反宪法的规定主张应由全国人大的专门机构予以审查纠正.中国公民对于禁止堕胎立法反应的过度冷淡警示我们,中国公民的主动维权意识距离现代法制社会的要求还有距离,应加强法制理论与法制实践的良性互动.     

从罗伊案到推翻罗伊案:全球视野中的堕胎权争议(1973-2022)

美国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罗伊案,不但否定了美国宪法中的堕胎权,也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堕胎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节点。罗伊案开创了世界上堕胎问题权利化和宪法化的历史进程,并与同时代限制堕胎权的德国宪法判决,构成了其他国家法院处理堕胎问题的参考模型。当代各国堕胎法在经历了宪法化变革之后,可分为三种模式：分期模式、指征模式和劝告模式。但在立法和判决之外,堕胎权的具体落实仍需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权利化和宪法化之后,堕胎问题回归到了其宪法化之前的本来性质,即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问题。     

文本、历史与先例:解读美国堕胎权的“生”与“死”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无论是宪法文本、历史还是先例,都不支持堕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本文通过对实体性正当程序、平等保护、原旨主义、活的原旨主义等宪法学说的探讨,揭示了历史叙述才是堕胎权生死之战的主战场。反对堕胎权是宪法权利的一方认为,堕胎权没有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无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19世纪以来的制定法,都因保护胎儿潜在生命这一价值观而不支持这一诉求。而支持堕胎权是宪法权利的一方认为,历史上普通法对堕胎的管制比较宽松,19世纪以来州法对堕胎权的严格管制,是一系列复杂意识形态导致的结果。宪法的原旨反对“等级立法”,而严苛的堕胎管制则强制妇女生育,强加给妇女母亲的角色,使得妇女更加成为依赖者,从而变成“二等公民”。本文认为,历史在断裂中有延续,在延续中有断裂,这不是价值观而是方法论,否认了这一点的历史叙述,讲述的就是“反历史主义的历史”。     

科学、理性、负责任地选择——由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论想到的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进行审理,最后做出了两项裁决:1、得克萨斯州法律不考虑怀孕的阶段和其他利益,把保护母亲以外的堕胎均规定为犯罪,是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法律程序条款:2、在怀孕的前3个月,母亲的身体是她自己的,她和医生有权决定她是否堕胎;在怀孕的第4至6个月,州     

对美国堕胎法案的理论反思——兼析胎儿人身权利

胎儿的人身权利应否受到保护，在理论界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胎儿与母亲身体的其他器官无异，直接保护怀孕的母亲即可，而另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应当赋予胎儿自身的权益。本文以美国堕胎法案为理论研究基础，分析胎儿人身权利理论的发展及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完善我国胎儿人身权利理论，最终为胎儿的人身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美国白宫对堕胎问题的干预研究——从福特到奥巴马

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后,堕胎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要话题,并与总统的个人取向相关联,白宫也因此卷入了干预进程。福特和卡特时期,无甚作为;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总统态度强硬,改造得力,"生命派"得势;克林顿将形势扭向"选择派";小布什虽重建根基,但好景不长;奥巴马推行的医保改革标志着"选择派"的胜利。     

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堕胎问题及其三重维度

1973年的罗伊案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宪法遗产之一。美国最高法院于2022年的多布斯案中将罗伊案所确立的堕胎权推翻,其影响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第一,在推理和理论上,多布斯案并未跳出过去的争论:自由派主要基于隐私、自由和平等三大价值,保守派则主张宪法文本基础、联邦制与三权分立以及生命权。第二,从反思最高法院的角色和功能出发,“政治化”是比“保守化”更好的概念,因为它可以识别美国司法审查今日问题的起点,并有助于诊断其深层病因。第三,从美国宪法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判决于里根政体末期的多布斯案很可能就此催生出一个新的政体。在此意义上,称之为美国“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     

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关于胎儿权益保护的规定极其简单,甚至出现了立法空白。司法实践也较为混乱,各级各地法院裁判不一。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个别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胎儿应享有受抚养权和生命健康权。欲保护胎儿权益,还应通过限制中晚期堕胎解决胎儿生命法益与生育权的冲突,并区分不同情形处理生育权与胎儿健康利益的冲突。     

风险社会背景下积极刑法立法观探讨

风险社会背景下,传统立法观面临困境,而积极刑法立法观因符合当前时代精神,通过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在我国逐步确立起来。积极刑法主义与刑法谦抑性均为我国刑事法网与刑罚结构的转变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罪的方面应当更多地倾向于积极刑法主义的立法理念,在刑的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倡导积极刑法立法观须明确边界及限度,其所倡导的犯罪圈扩张范围应当限于新型危害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社会危险性上升的原有行为以及部分原本应予劳教的违法行为四个方面。     

论故意伤害胎儿行为的刑法性质

对于故意伤害胎儿导致胎儿出生后死亡或者出生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以及器官功能障碍病症的行为。学界历来存在“有罪谈”和“无罪说”的对立；不应该将《刑法》第234条规定的“他人”解释为包括胎儿在内；故意伤害胎儿的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是对出生后的婴儿的伤害；故意伤害胎儿行为的本质是对母体的伤害，故意伤害胎儿造成妇女流产、导致胎儿出生后死亡或者出生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以及器官功能障碍病症的行为构成对母亲的故意伤害罪。     

社会立法亟待提速和补课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社会立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立法重心。相对于日趋完善的经济立法和蓬勃发展的文化立法,社会立法严重滞后,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依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客观地讲,我国现有的社会法体系相当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必须加快社会立     

国外劫持人质犯罪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劫持人质犯罪历来是世界公认的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之一,多数国家将劫持人质犯罪列为单独罪名予以规制,且在其立法中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立法精神,而我国的绑架罪却存在着罪名设置概括、对犯罪行为缺乏具体描述以及法定刑设置不够合理等立法缺失。为更加有效地打击劫持人质犯罪,我国刑事立法应将绑架人质行为从绑架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定为劫持人质罪,合理确定其法定刑,同时规定对自动释放人质减轻处罚。     

比较法视域下过失致人死亡之刑事责任研究——以父母将儿童遗忘在车内致死为例

近年来,"儿童被父母遗忘车中致死"的事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类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儿童被留车内"事故现状,揭露此类事故频发折射出的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陷,父母怠于履行监护人监护义务,社会对致害父母过分宽容,法律法规尚未细化,司法机关选择放弃追究刑责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对其本国儿童保护的立法模式、保护思路和对此类事故法律制裁,我国应当对将儿童遗忘在车内致其死亡的父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资讯

动态▲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可能被究刑责全国人大正在研究讨论相关方面的立法问题,拟在刑法增加对应条款,对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造成人口增长等后果的责任者,给予不同程度追究。据专家介绍,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左右,由于人口的机械迁移,大城市人口无疑会逐渐增多,应该出台相关调控措施,保证人口数字维持在合适的范围。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我国新生儿男女比例已达117:100。针对目前存在的通过B超进行男女性别鉴定后有选择的堕胎行为,政协委员们已多次通过提案呼吁立法。此前,江苏、河南等省都在探索立法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     

职前受贿入罪化刍议

随着公务员招考制度改革的深入,大量涌现的职前受贿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但我国现行刑法却无法很好地加以规制,受贿法网存在着扩大解释也难以弥补的漏洞。本文从职前受贿入罪化的法理漏洞、国际潮流和现实需求等方面,深刻剖析其原理和改革依据,并提出立法入罪化的形式和相应的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受贿罪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关于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的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可持续现象,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未能实现协调发展,解决这一问题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制定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始终,贯穿于有关经济社会立法的始终,并以其协调有关单项法之间的冲突。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思考

个人信息被窃取及滥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的缺失,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我国应秉持科学的立法理念,将保护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的原则性高度,尽快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规定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国家机关,建立以民事、行政手段为主、刑事手段为辅的多层次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思考

个人信息被窃取及滥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的缺失,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我国应秉持科学的立法理念,将保护个人信息上升到宪法的原则性高度,尽快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规定保护个人信息的主管国家机关,建立以民事、行政手段为主、刑事手段为辅的多层次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     

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规定：“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显然，这是对今后我国政府立法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必将引起我国政府立法工作的重大变革，其理论、实践意义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