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地方政府改革--论"政务超市"的兴起与发展

"政务超市"在政府活动中引入了商业的模式,是政府原有体制设计和制度实施在社会转轨时期具体操作中遇到了多重困境而探讨出的一套理性制度模式,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顾客(公民)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下重塑地方政府的一个典范.它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对政务超市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政务超市是重塑公共组织的一个范例,是改变传统官僚制的DNA.然而,在缺乏系统性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政务超市同样面临困境,这就需要在推广政务超市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其实现限度和所需要的配套措施.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     

服务行政视域中的官僚制——浅析官僚制之于服务型政府的工具意义

随着服务行政模式的兴起,管理主义模式面临着终结,但管理主义模式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目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依然具有工具组织的意义,其层级制、非人格性以及照章办事等核心精神是服务型政府实现规范化、理性化管理的必需.在服务行政范式中,相对于服务价值而言,官僚制位于规则操作层次,是实现服务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具有体制价值.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论组织模式转型与政策过程的重塑

政策过程是基于组织来开展的,不同组织模式下所开展的政策过程也完全不同。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政策过程也是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运行来开展。官僚制组织是工具理性的典范,基于官僚制组织所形成的是一种常规决策。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政策问题时,官僚制显得缓慢且僵化,常规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社会发展推动官僚制组织逐渐向合作制组织转型,常规决策模式也逐渐向更为灵活的非常规决策模式转变,政策过程得到重构,成为一个合作行动系统。     

论官僚制危机的对策

作为一种经典的管理范式,官僚制在历经辉煌之后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本文从复合型官僚的培养、官僚道德的重新定位、官僚规制的重构、顾客驱使以及政府卸载五个方面着手,试图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以希能对我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有所启示。     

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尔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同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建没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而积极吸收西方改革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探索合理有效的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官僚制：公共行政的合理选择及其完善

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对官僚制的批判,但韦伯提出的法理型官僚制仍然是现阶段各国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合理选择。官僚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和改进来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改进不代表颠覆,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框架和法理型统治的基本特征自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因此,以这两项为主要标志的法理型官僚制依然是公共行政的主导模式。     

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组织结构性因素的分析

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执行一般都依赖于官僚制的组织机构,而官僚制组织机构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往往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甚至失败.官僚制组织追求稳固化倾向,官僚制组织目标多样化和官僚制组织结构多层级性均可能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执行组织结构困境的应对策略在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负担;改革传统官场文化,平衡多方利益;增强政策执行科学性,提高执行人员的素质.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政务超市:政府治理转型的方向

自南京首创政务超市以来,各地纷纷以构建政务超市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的途径.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未来政府应该以完善政务超市为方向,从而促进政府改革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行政效率问题反思

现实中,很多学者认为官僚制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本文研究指出,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是韦伯官僚制中的一个前提,其目的是构建行政人员自身的道德约束。这种自律机制和法律理性是构成理想的官僚制的双翼。故解决官僚制中的行政效率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加强自律和他律,即一方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加强法律和理性设计的完善以及问责和公众参与,只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监督官僚行为,才能构建高效的政府。     

对韦伯科层制的一种三维解构及其结论

本文通过对韦伯官僚制受到的批判与发展之争的省思,先对韦伯官僚制用制度维和理念维解构了其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维向度。然後通过分析认为後工业社会的电子政务模式所承担的是提升效率的技术角色,认为目前的电子政务组织模式尚无法担当起超越官僚制的使命,最後做出了伦理要素将成为信息时代韦伯官僚制度存在和演变取向的判断。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腐败的人本分析

人本主义关注个人的情感和欲望 ,认为人本身才是目的。本文试图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政府官员自身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公共权力本身的特点、顾客群体的诱导、正式组织的失灵、官僚制的非人格化、文化价值的深层引导等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 ,试图从根本上寻找腐败产生的原因。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