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历史回顾 回顾建国50年的历史,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实践是一个逐步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被隔离于这个机制之外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这一机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进入90     

世纪末,“性”事无魅力

人类的婚姻是以性爱为基础的。在20世纪理解性的问题上,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70代年的性自由宣传直到80年代的性行为公开化,在90年代,人们又开始重温以往的性观念。     

南书房

陈丹青、徐冰、阿城、李零、王安忆……本书30位作者,最重要的成长期,是70年代。他们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沉重的社会政治挤压里生长,这一代人在走出70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遗憾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往往用怀旧替代反思。     

轻骑末路直升机机动作战会走向没落吗?

直升机机动作战是近代陆军最具革新性的新战术之一,它的出现使传统的陆军摆脱了地面的束缚,实现了空地一体化作战,并孕育出了以直升机为主要作战装备的陆军航空兵。直升机机动作战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发扬光大。在这两次     

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

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边界问题成了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是中印关系中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其他议程都不同程度地与之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和战争跌落谷底,此后持续冷淡。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边界矛盾的缓和,中印双边关系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本文试图说明,中印边界矛盾的升级和缓和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而信仰体系、环境因素、学习过程是影响印度相关认知的重要因素。     

东盟的大国均势战略

自东盟成立以来,其对外安全战略发生过几次大的转变,即60年代的对美依附、70年代的自由中立、8u年代的区内和平,进入90年代,则是大国均势战略(或称大国平衡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力求聚集所有大国势力,使之相互制衡,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从而实现相互信任和理解,和平解决分歧和争端,共同参与建构和维护亚太安全新秩序,东盟则在其中周旋和协调,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发挥主控中心作用。     

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进入长波上升阶段的争论(下)

四、消费模式、泡沫破灭和未来经济绩效积累制度既需要由生产类型变化带来的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的支持 ,也需要持续的需求扩大为长波上升阶段提供基础。在美国是否存在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制度保证长期的经济繁荣呢 ?如果将GDP按照所包含的不同需求组成部分进行分解 ,那么 ,在 2 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的长波上升阶段和 2 0世纪 70年代到 90年代的下降阶段之间 ,需求的组成结构发生了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个是由政府开支向私人消费支出的转变。私人消费支出在长波上升阶段 (2 0世纪50年代到 60年代)的 1 0年中占GDP的年平均百分比为 62 %— …     

郑州棉纺业的四个年代

192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失败试验提起郑州棉纺业,不能不提穆藕初。他是郑州近代纺织工业的奠基者。1920年代,此人大名鼎鼎。当时的毛泽东将他归为国内主要派系之一的“新兴商人派”,瞿秋白在文章中批判过他,1943年他辞世时,董必武、冯玉祥、孔祥熙、杜月笙等人给他送挽联。他是1920年代中国四大“棉纱大王”之一,后来弃商从政,当过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     

成蛹待变的年代

70年代是60年代的继承，也是80年代的萌生；是一个变性遗传的60年代，也是一个成蛹待变的80年代。     

绿色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国际社会在绿色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萌芽于1960年代,经过1970年代的进一步探讨、1980年代的引入可持续发展理念,于1990年代形成框架。进入本世纪,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绿色新政及其路径选择方面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沿着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以及社会治理这些相互交融的脉络,绿色发展制度由产生到创新发展、由理论到实践,逐步实现了系统化和具体化;绿色发展路径由重化工业扩展到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乃至社会的各个部门。     

有线广播再现辉煌

50至60年代可算是有线电台广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几乎到处都是高音喇叭。到了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无线电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的普及和发展。高音喇叭已经销声匿迹,似乎有线广播已经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国外,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从酒吧的背景音乐(BGM)到大家喜爱的家庭必需品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线广播再现辉煌,发挥愈来愈重大     

如何看待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现象——苏振兴研究员访谈

最近40年间,拉美地区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第二次是80年代的债务危机;第三次是90年代的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将这个地区的大批国家席卷进去。这些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种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现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苏振兴研究员。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本文回顾了安全研究演进的历史,特别是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两大理论学派的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关系。安全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兴起于美国,50、60年代步入黄金时代,随后又出现了短暂的衰落期。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安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的理论生产高峰期。如今两大学派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推进了安全研究学科的发展。     

企业家立市

过去我们讲了很多诸如“科技立市”、“教育立市”、“贸易立市”等等,而从中国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提出一个观点叫“企业家立市”,为什么?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市场调节”这一改革步骤,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努力。市场经济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广东80年代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在市场机制方面,就是怎样放宽价格,由市场决定供求。下一步要向创造市场主体方面发展,这里重要的是在90年代要培养一个企业家阶层,也就是“企业家立市”。我认为在中国,目前“企业家立市”比“科技立市”、“贸易立市”更为急需。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因为机制放开了,主体必然进入市场,这个主体就是人——有经济意识,有眼光的人。中     

“庸俗共产主义”

读一本“报纸评论选粹”,尽管里面的文章都发表于“改革开放新时代”,却也大有令人不忍卒读者。想想这些文章还是“粹文”,不能不对报纸评论的“生命力”忧心。 有一篇“粹文”,题为“90年代人爱人”。这文章先是对“50年代人帮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的顺口溜引用一遍,接着就说到,90年代如何呢,“90年代人爱人”。 如今90年代也快过完了,“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还在唱着。只是爱的理想虽然可贵,社会毕竟不是理想国,“形势总起来是好的”之余,有着“治安形势严峻、腐败现象蔓延、工程质量恶劣”等绝非不大的问题。90年代到底如何,我尚无能力归纳,但要以“人爱人”定论,不也过于牵强了么? 我注意到“人爱人”定论,作于1991年,其论据则是当年华东大水中“领导哪里灾情最严重就到哪里,体现了人民公仆爱人民的     

碑贴的鉴定(续)

(二)断年代 对碑帖的鉴定,首先是要辨其真伪(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在确认其为真品后,还要鉴别它的产生年代,行内称之为“断代”。“断代”的依据,一是根据其字神、纸质与墨气进行推断,一是观察字口的肥瘦及石花的泐损情况。     

论二三十年代联共党内反过分集权的倾向

二、三十年代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斯大林个人集权极端体制。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存在着权力集中的客观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适应了这个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个人集权制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造成了     

贾樟柯 一帧画面就是一架时光机

我希望所呈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一架时光机,多年之后观众再看,还能感受到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个导演眼中的变化中国。我是一个在山西汾阳县城长大的孩子,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被称为"一位来自民间的导演"。我的父亲原来在县城里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回老家,在农村教了很长时间的语文。很多亲戚到现在都还住在乡下——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愿意承认并珍视这一点。     

改革总动员:摸着“地雷”过河

在战争年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市场经济年代,是“钱袋子里出政权”。没有财权,就没有事权,最后会没有政权。改革总动员,就是对“钱袋子”的争夺,就在于如何“开源节流”。     

台湾工人运动20年

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的日据时期,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国民党迁移台湾之后实行戒严及“白色恐怖”, 为避免重蹈在大陆的失败,于是完全不准工会存在,一直到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980年代末期工人运动开始自觉,在1990年代是一高潮,但是到了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又展现了不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