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治理逻辑转换与治理手段提升——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新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昭示着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维稳"向"维安"转换,具体体现为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由"国家政权稳定"向"社会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取向由被动式"防止社会暴乱"向主动式"保护整体安全"转换,国家安全治理目标群体由"弱势群众"向"强势群体"转换,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由"国家政府"向"社会全体"转换。这种治理逻辑转换要求国家安全治理方式和手段全面提升,由单一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提升,替代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提升,集中化方式向集成化方式提升,对立性方式向协同性方式提升,从而将新国家安全观落到实处。     

国家职能、国家能力与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是有关国家构建问题的两个重要层面。国家职能的范围大小和国家能力的强弱结合所产生的"大而强"、"小而强"、"大而弱"和"小而弱"这四种国家模式中,"小而强"的国家是一种较为可取的国家模式的构建之道。建立"有限政府"的同时建立"有效政府",这样方能构建"小而强"的国家。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

研究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对当下中国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讨论颇具意义。从国家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上考虑,美国国家治理可归结为"弱耦合"型治理模式。此种国家治理模式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完成构建,即多元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认同性作用、复合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嵌入性优势、多效国家治理主体能力的渗透性发挥。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弱耦合"特征首先体现在"耦合"上,其次体现为"弱关系"。"耦合"包括国家治理结构上的耦合和国家与社会间的耦合。弱关系是指在美国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下,治理主客体之间存在丰富的弱相关关系。最后,美国国家治理模式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制度设计悖论,即保护少数人的精英倾向和地方分离趋势。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锐利武器,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

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配置、产权实施、资源分配、社会调控和意识形态引导五个方面进行落实,并且它们有机互动、互相协调。从"结构—过程"的视角看,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与"过程性"制度运行,塑造出国家自主性建设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确保国家自主性处在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状态",从而确保国家治理效能处于"强状态"。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根本特征是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形成的"结构—过程"上,实现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与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有力推动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建构主义视域下“国家形象”的概念辨析

中西方学者在对国家形象进行概念界定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脉络:基于"信息资本"的"国家实力"论;基于"公众感知"的"国家声誉"论;基于"媒介表征"的"媒介镜像"论。中西方学者在界定"国家形象"的内涵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主客体关系,但忽视了主体间性、文化间性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基于此,构建"对话性中国形象"的理念将有助于破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视域下单一的技术主义路线,将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径放置于多元、开放与互动的语境。     

法社会学的方法论思考

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法律现象的理论武器,而"国家—社会"二元论在方法论上无法满足现实的研究需要,因此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前提下,引入"国家—国家与社会互动(司法实践)—社会"或者"国家法—习俗、乡规民约—民间法"的"三元模式"可谓是一个创新。     

浅析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视角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既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需要,亦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现实要求。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下,借"民族"的政治性解析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阐述"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途径。     

“政党—社会”关系变迁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国家、社会是基本主体,"政党—国家"、"国家—社会"与"政党—社会"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三组核心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政党—社会"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从历史变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通过"转变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冷战后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失败——以伊拉克“失败国家”建设为例

一般而言,国家建构可以分为内生性国家建构和外生性国家建构两种类型,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遵循的是经典的内生性国家建构模式,而冷战后的"失败国家",大都是在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实施的外生性国家建构模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输出,对处于"后冲突"或"后战争"状态下的"失败国家"的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伊拉克的国家建构,非常典型的体现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范式演变和路径选择。全面总结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国家建构战略提供借鉴意义。     

超国家主义: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秩序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由"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向"关系互动论"的转向。但研究中尚缺乏较为本土的分析框架。借用梁启超"超国家主义"的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关系实践为分析对象,创造性地从"化"与"治"、"礼"与"法"两个维度的权力拉锯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权力视角下的研析,尝试进行实体论创新与关系论整合。研究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国家融于社会""无国家"与"超国家"特征明显;"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并置,且在"化"与"治"、"礼"与"法"的权力互动中表征为"内圣外王"之理与"平天下"之目标的匹配,"皇权不下县"与基层乡治传统的耦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性质。     

“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亨廷顿在其最后著作《我们是谁?》中,看到苏联解体、英国"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时,不禁为美国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的要害——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本上来自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为保障民族认同国家而构建的制度机制之所以会引出国家认同问题,甚至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是因为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多族化"问题。正是这样的"多族化"现象,侵蚀了曾经屡试不爽的那些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的制度机制,成为了国家认同危机的温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完整地演绎了"多族化"引起国家认同问题,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逻辑,从而触发了"亨廷顿之忧"。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有把巩固国家认同的内容纳入到民族政策的政治标的,并以此来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方能规避"亨廷顿之忧"。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国家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提供了审视民族国家利益的新视角--"世界历史"的视角.世界历史的发展赋予国家利益新的属性,使其在原有的"地域民族性"之外又具有了新的"世界历史性",国家利益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运动发展.民族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形成不平等国际体系,落后国家要实现国家利益,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并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象国家一样,国家利益作为社会共同利益形式消亡条件的形成依赖于世界历史的发展.     

论“国家”与“国家的深处”——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想研究

正是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马克思科学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就马克思而言,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从"国家"开始的。马克思研究国家、法和宗教,论述其与市民社会关系,形成生产关系概念,揭示了二者的正确关系,从"国家"走向"国家的深处"。国家、法和宗教等成了上层建筑的内容,而"国家的深处",则指决定"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阐释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时候,马克思始终没有离开"国家",始终承认和强调"国家"即上层建筑的地位和作用。社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二者各居其所,各得所用。     

列宁关于正确处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思想研究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经过不断的努力,苏维埃俄国实现了"均势"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并积极利用"和平共处"的局面展开对外经济工作。这时列宁要求苏维埃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和侵略,要求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维护苏俄的主权和利益,抵制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     

新加坡“儒家伦理”课程中的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教育在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及民族团结等方面意义重大,是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一项重要职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保持国家民族特性,应对日益严重的"西化"危机,新加坡政府在中学道德教育科目"儒家伦理"课程中融入国家认同教育,在增强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伦理"课程中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启示。     

用一种声音在国际舞台上发声 金砖国家领导人四度会晤提升国际社会话语权

2012年3月28日至2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共同期待金砖国家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金砖"概念的诞生,既有偶然因素,又是必然的结果。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2008年     

非洲民主化的发展历程

非洲国家自上世纪50-60年代相继独立后,有些建立了一党制国家,有些建立了多党制国家;有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些国家则奉行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政策.但总体上看,一党制和军人统治的国家多于多党制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要多于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以及西方国家加压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一场多党民主风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目前,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实行了多党民主制,并且基本上度过了"转型"后的阵痛期,但是它们同时也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