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

在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当前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依据与不抵触”和“合法性要件”两种主要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未能回应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且与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错位,导致审查标准僵化,不能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引入审查强度视角,形成更加全面的审查框架。对此可区分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两项合法要素,法院在这两项要素上分别存在强弱不等的审查强度,进而形成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四种基本态度:“强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强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法院在这四种态度中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并会对规范性文件提出不同的合法性要求,可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形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活动。     

论行政案件的受理标准

人权是“人该有之”、也是“人皆有之”的权利。但不一定是人人皆能实际享有的权利。因为它可能受到他人、特别是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间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仰仗国家的政治。     

君权监督与和平转移:中国传统法学的盲点

“现代新儒家”的学者牟宗三先生曾把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特征总结为“有治道无政道。”此说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法学说也有特别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法学说实在也是一种“有治道无政道”的法学说。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学说与法律学说本来就是浑然不分的。所谓“政道”，就是关于政权问题的理论。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是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权力的合法正常更迭问题、权力的分工与监督制约问题等等的理论。所谓治道，就是关于行政管理对象及管理方法问题的理论。从法律角度看，主要是关于具体事务的立法及执法问题的理论。在法的领域．政道相当…     

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

就本质功能而言,行政法可以视为是一种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解释的系统。行政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非民选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所行使的行政权力,如何才能得到"合法化"解释。围绕这一问题,英美传统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试图将立法机关的政治合法性"传送"到行政活动之中,从而赋予行政过程合法性。不过,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以及现代行政过程不断向"政治过程"转化,传统模式的解释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而以政治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参与和协商为制度基础的"自我合法化模式"成为当代行政法进行合法性解释的新模式。     

转型社会的司法功能建构——从卡理斯玛权威到法理型权威

自“革命”以降的民主政治实践，既要绝对保证“党的领导”不动摇，又要以群众自愿跟从的“民主”方式来保有“领导权”，最为可行的策略就是诉诸卡理斯玛式的政治权威。然而，当卡理斯玛权威经历复杂的“祛魅”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机制愈发难以为继。对此，执政党的理性选择是调用国家政治机器的法理型资源，以具有“普适性”的法律来建构社会信任。但是，政治支配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在“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权力交往结构中合理预设来自法律的“忠诚反对”，将政治权力交往内化为法律沟通的理性结构。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司法也面临着权威机制转型与信任机制重构的艰巨挑战。     

论有限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学术界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把政府定位为有限政府是对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因此,本文将对有限政府的合法性内涵进行分析,说明建立有限政府的必要。 一、合法性的内涵 “合法性”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韦伯、李普塞、阿尔蒙德、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均对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特别是哈贝马斯讨论了历史上两种典型的合法性概念,即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是依据…     

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干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政治在要求法律对私法关系进行整合的同时,却面临法律对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法关系普遍化实施的合法性要求。政治系统一方面想利用法律来为自身赋予合法性以及对政治自身解决不了的社会冲突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让法律独立运作以正常发挥功能。政治之所以对于法律有这种欲拒还迎的分裂与两难态度,原因在于法律系统的结构二重性：使动性与制约性。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法律结构扩展了权力的普遍有效性,而权力如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受法律结构的制约。为避免法律对政治权力的“合法／非法”二元规则化,政治系统设定政治禁忌,要求法律不得违反,但法律系统的二元规则化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是难以任意伸缩的。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哲学思考

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所谓合法性,其直接含义是一种合法律性,其第一要旨是社会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一种认可、认同或赞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现,党执政面临着合法性的种种挑战。因此,为了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做到: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党执政的合宪性与合法律性;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保证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党执政的价值合法性;完善程序性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保证党执政的形式合法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有效地遏制腐败,消解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领导权威和权力制约论

本文通过对领导权威与权力内涵的比较、分析，指出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但当领导过分“有权”，即权力欲膨胀后，领导权威必然受到挑战，这样的权力与权威融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文章最后阐述了权力制约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法。     

关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两个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体现了国家的性质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为此，本文拟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两点建议，以期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一、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彻底改变人民代表大会重立法，轻监督的状况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由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倡导的。按照这种政治学说，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权力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或人来掌握和行使。     

权责统一——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对公共权力的设置相应的责任规定,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从仇和现象看政治合法性

仇和现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一般折射,从仇和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政治合法性的一般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包含三个纬度:价值认同,即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权力意识;政治共同体认同,即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政治行为认同,即政治行为所带来的民众认同。这种合法性构成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对西方政治价值的糅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近代“法统”理念的构建与袁世凯对民初“法统”的改造

法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辩，广义的法统泛指一种基于法律的合法性的建构。只要是符合这样的建构，我们就可以认定其政权确立了法统。而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狭义的法统仅指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出台及废弃的过程中，关于广义法统的讨论极具代表性，通过管窥袁记约法，可以看清法统的真实面目。法统的内涵具有一核两翼。一核指的是人类社会均要面对的政权正当性的问题。在清末，清王朝遭遇的三次合法性危机，致使传统的合法性取得模式变为合法型合法性，为“法统”理念的出现打下了基石。两翼则一为由传统中国社会“正统”衍生出的“统系”理念的延续，一为西方政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统系”理念为“法统”理念提供了时间线索，含有一种时空延续以证明其合法性的内容。西方政治文化，尤其是改造过的国家主义、社会契约论以及宪政文化共同完成了“法统”理念的构建。     

执政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价值正义性的一种承认,同时构成了对公共机构及其权力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西方话语意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审视自身执政行为,彰显了高度的自信。对执政党主体地位和自身条件合法性的考察,是党领导法治建设合法性分析的前置性工作;而通过将"合法性指数"概念和权利-义务分析框架引入并运用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则为系统深入地阐释中共执政行为的政治价值指向提供了科学标准和科学模式,为执政党领导中国法治建设注入了反思性向度,这是助力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法治建设事业进一步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拓展。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

晚近，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成为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发展进程中一支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对于传统的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全方位冲击。文章认为，这种现象表征了传统国际经济法的诸多问题和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触及到国际经济法的总体架构和理论前提，是一种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南北发展矛盾、国家中心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发展意识形态等。文章尝试提出了解决此种“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思路，具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信息、生成、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的开放准入，国际政治、经济、杜会、人权、文化诸种领域和各种问题的关联互动以及国际经济法从权力模式向法治模式乃至治理模式的范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