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重新审读

期待可能性是根据行为人行为当时的客观具体情况．期待行为人不做出犯罪行为而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意志相对自由是期待可能性的哲学基础，人性的宽容是期待可能性的人性基础，刑法的谦抑是期待可能性的法理基础。期待可能性的认定应以行为人的认识为标准。我国刑法应当确立期待可能性理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也有助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从王斌余案浅析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与运用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刑法学界广泛关注也广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能否将期待可能性理论运用于司法实践,更是热点问题,王斌余杀人案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通过考察期待可能性理念的起源和发展及其理论价值,结合王斌余案,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应该在中国刑法中得到合理的借鉴,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运用和体现。     

期待可能性理论适用的法律本土化研究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20世纪初期,之后,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影响日益广泛。在德、日以及我国台湾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理论里,期待可能性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得以承认和采用。追根溯源,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较大生命力使然,而这种生命力又来源于其坚实的理论根基,我们应将该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的框架内合理引入并贡献刑法的立法、司法资源。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立法思考

期待可能性,究竟能否纳入我国现有的刑法法律体系,值得商榷。在我国,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事立法层面上存在着与现有刑法语境不兼容及理论本身的缺陷性等方面的困境,其应该作为刑法规范正当性的依据渗入刑法规范中,以利于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     

功能比较视域下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制度性规定

功能比较是从问题出发，对解决同样问题的不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运用这一方法。从期待可能性功能比较的视角发现我国刑法中存在很多反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制度性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的人性关怀．即期待可能性理论所发挥的功能在我国的刑法学体系中并没有缺失，只是没有期待可能性这一概念。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下．难以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将期待可能性植入其中，而将期待可能性置于“犯罪一刑事责任一刑罚”模式框架下的刑事责任中作为刑事责任评价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这是期待可能性的良好归宿．     

论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司法意义

期待可能性是作为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事由而提出的一个刑法学概念,最初起源于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的癖马案判决,后被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界所接受。在理论和实践中,期待可能性逐渐显示出其符合人类理性的一面,在大陆法系中逐渐成为重要的刑事责任理论。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少数学者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介绍、评述,随后逐渐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其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大陆法系规范责任论的核心。该理论体现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价值蕴含，表达了刑法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使刑事罪责建立在更为科学、公正的基础上。由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同于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犯罪构成中没有对应部分，但该理论所蕴含的价值却值得我国刑法理论借鉴。     

期待可能性的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

期待可能性诞生于1897年德国"癖马案",被日本法学界继承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在这样一个时期,期待可能性理论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在起源地德国以及发展地日本,对期待可能性的研究热情都在衰减。若在我国刑法中应用期待可能性,其研究价值、发展趋势及最终归宿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理论：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不与刑法一般性预防相冲突之法官解释

探寻期待可能性的判例和理论渊源,阐释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是法官运用该理论解释并在刑事判决中进行说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的理论支撑和力量源泉.期待可能性作为规范责任论的要素,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归责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官解释为解决路径,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法一般性预防并没有实质性冲突.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价值

本文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等视角,探析了吸收和借鉴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公民的守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理论的探析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理论中重要概念之一。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定义,我国学界主要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刑事责任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三种观点。本文在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与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我国的刑事责任能力概念应当是犯罪能力和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由于认识的不同，理论界对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应占有的地位看法不一，在各种观点中，罪、责、刑平行说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刑法的实际。在刑事责任的阶段划分上，一般认为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得到确认和实现。关于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以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的见解为妥。     

刑事和解罪刑均衡问题探析——以刑事责任为视角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试论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醉酒人犯罪负完全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本文以“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一传统刑法原则为线索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进行探讨。比较分析了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 ,指出将原因自由行为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就我国刑法中争论颇多的醉酒问题及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对现行刑法第 1 8条第 4款提出了修改建议。     

"两可行为"取其轻--本案应定伪造印章罪

刑法理论对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刑法规范是具体的,刑事案件是复杂的,刑法理论是抽象的.本文运用刑法理论分析了一起刑事案件,认为被告人行为应当定伪造印章罪,而非伪造金融票证罪或者其他罪.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体系中的正确定位。刑法因果关系本身并不直接说明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而是存在一种影响刑事责任的具体的运行机制 ,从刑事责任的功能以及刑法因果关系在实践中的运行角度看 ,刑法因果关系通过其运行机制 ,对刑事责任的质与量都提供客观基础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

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为14周岁。近年来未成年犯罪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的趋势说明未成年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年龄已提前,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为14周岁已不能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本文试图从法律规定的历史沿革、立法价值、社会现实等角度来考察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存在的问题,希望藉此能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限度规定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为完善这一规定尽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