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权的配置

在侦查权的行使过程中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 ,即确保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侦查权配置的三个原则 ,即限制侦查权、保障人权的原则 ,司法审查的原则和检侦一体化原则 ,满足了两种利益的需要。“以裁判为中心 ,检警一体化”的刑事司法体制实现了这三个原则。而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未能体现三个原则。建议 :1、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 ;2、赋予侦查阶段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3、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4、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的领导和指挥权。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初步完善

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争论的焦点不应当是存废,而应当是如何加强和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保留,这是由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的。具体可从七个方面完善：第一,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同时严格限制使用程序、范围等;第二,将一次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改为24小时;第三,赋予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拥有拘留与逮捕的执行权;第四,重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第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初查程序;第六,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部门与监督部门实行严格分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为诉讼法律关系和上级检察机关监督诉讼程序化;第七,设置人民监督员监督制度,以加强外部监督制约。     

侦查权的性质及配置模式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性质定位,在我国学界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性质说。侦查权作为警察权的一部分,应该是一种行政权。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即确保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科学、合理的侦查权配置,能够确保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公民权利得以保障。     

关于反贪侦查权的优化配置研究——以与刑事侦查权的优化配置比较研究为视角

作为侦查权一种的反贪侦查权,既与刑事侦查权有着共同之处,也与刑事侦查权存在着不同特点,即两者行使的主体、客体和目的均有所差别.但是,无论是反贪侦查权还是刑事侦查权都可以细分为侦查启动权、侦查指挥权、侦查执行权和侦查监督权等四个方面微观权限,通过这四个微观权限将反贪侦查权和刑事侦查权分别作以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优化配置反贪侦查权,提高反贪侦查权效益.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侦查权的性质与配置研究述评

侦查权的性质和配置是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侦查权性质的科学定位是侦查权合理配置的前提。侦查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行政权属性说、司法权属性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三种;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侦查权在不同机关之间的配置、同一机关内部的配置以及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等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合理配置等方面。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论侦查权运行的基本原则

侦查权合法、有效地运行关系到国家权力,尤其是刑事司法权力的正确实现,因而研究侦查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侦查权的运行应遵循依法授予、侦查权确立不可泛化侦查权不可委托、转让和放弃、侦查权不得滥用、侦查权的实施要受制约等基本原则。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限权与扩权:新刑诉法视野下的侦查权配置

修改后的刑诉法多处涉及到侦查权,其中有的起到进一步限制目的,有的则对侦查权进行了适度扩张。扩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的入法以及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限的方面,主要表现为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看守所讯问制度、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委托辩护权和刑事救济权。此次侦查权的限与扩,以及修订草案中提出的警检一体化最终被放弃,是基于对目前我国司法环境和现状的充分考量,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哲学诠释和体现。     

论侦查权的概念

目前我国司法界在法律用语上对使用“侦查”还是使用“侦察”尚存争议,直接影响对侦查和侦查权概念的界定。经考证,笔者认为在法律用语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规范为侦查。由此,对现有侦查权概念进行归类与评述,认为侦查权概念应界定为:国家侦查机关,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的侦查程序,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解读和谐社会前提下的检察侦查权配置

我国检察侦查权配置不科学、不合理,导致了检察机关职能交叉、角色错位、制约乏力、效率低下等弊病,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适应。但这并不是否定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理由,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此,应当在坚持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的前提下,对检察侦查权予以合理的配置,使之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论侦查权的性质

侦查权是一种重要的公权力,对其性质的准确认定,直接影响到国家侦查体制和侦查程序的设计。在现代法理论中,对一种权力性质的界定,应主要着眼于其运作和功能等结构性因素,而不应局限于主体和范围等表层因素。据此推演,侦查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试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运行

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检察系统内部和检察系统外部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侦查权,更好地解决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中存在的不足,只有通过几个方面的改革加以完善。     

论程序法治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是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的获取,而侦查权行使的主要任务乃在于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因此虽然两大法系国家均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但实际上侦查程序及侦查权都对刑事程序运作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论侦查权的概念及性质

运用形式逻辑中“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将侦查权的概念表述为:侦查权是法定侦查机关,为了查明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采取特定措施的一种国家权力。侦查权既不是单纯的行政权,也不是单纯的司法权,而是一种带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是其特殊属性,“国家权力”是其一般属性。     

论侦查权的根据与性质

侦查程序同时兼具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重性质,因此理论上应当认为,侦查权在宏观上的存在根据是双重的,即侦查权部分来自行政权,部分来自司法权;侦查权在微观上的配置和规制根据具有其特殊性,即必须要兼顾好公正与效率两项诉讼价值,并且兼顾好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两大功能。     

论民行侦查权的合理运用

民行侦查权几经起落,最终还是回归。各地检察院民行部门近几年运用该权力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成果寥寥。是法院公正无私？还是检察院查处无力？如是前者,为何民间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执行潜规则大行于世？看来原因在于后者。没有侦查权的有效行使,注定了民行检察的积贫积弱和抗诉效果的差强人意。检察机关应当重新认识和处理法检关系;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和意识;实行科学的职务犯罪办案模式;重点查处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