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不得加重处罚之例外情况补遗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行政判决不得加重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本文认为如果只有利害关系人为原告时,可以判决加重处罚。     

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略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起诉不加重原则。确立该原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诉权。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级法院在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如何运用司法变更权的理论困扰,使得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有章可循,为公民行使诉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们同样看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对该条文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其中的焦点是对“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表述如何来理解和把握。     

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人范围的扩大

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一直是行政诉讼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立案制度本身包含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受案时间等因素。在现行诉讼制度之下，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是“利害关系人”，部分行政案件难以进入正常的审判程序，利害关系人的解释是关键，也是导致行政诉讼救济不力困境的主要原因。本文从原告上海齐爱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请求撤销沪规土资复（驳）字（2012）第058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引入，分析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范围扩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若干可行方法。     

治安行政案件中保护被侵害人诉权之我见

治安行政案件中保护被侵害人诉权之我见一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第３９条规定：“被侵害人认为被处罚人在同一事件中实施了两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公安机关只认定并处罚了一种行为...     

民事诉讼当事人概念研究

关于当事人概念的阐述 ,大体经历了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当事人、程序当事人的理论演变。我国学者采用了程序当事人这一概念 ,这不仅是司法观念的变化 ,更有利于对实体法律关系实现普遍救济 ,使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都享有诉权的保障 ,使当事人概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概念 ,扩展了权利保障的空间 ,有利于扩大民事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和司法功能 ,进一步保障了诉权的行使。     

论治安处罚相关人及其程序性权利保障

治安处罚相关人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关系中,受到治安处罚行为的间接影响、与治安处罚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个人、组织。构建治安处罚相关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系统及实现机制,是治安处罚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落实的有效保障。     

论公益诉讼原告的多元化

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原告一元化,造成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盲区。借鉴国外公益诉讼制度原告多元化的规定,我国法律应规定,除直接利害关系人可提起诉讼外,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也可提起公益诉讼。     

对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比较研究

文章将我国与台湾地区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比较，指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较为狭窄。由此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提出了两点建设：（一）应从立法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从宽规定，并应逐渐将“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规定公民个人的诉权；（二）在违法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集体利益时，可赋予检察机关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及保护国家或集体财产免受损失。     

浅谈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依法确认行政诉讼第三人,做到正确适用法律,应当抓住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属性及行使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近一次的修订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这一制度拓展了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将民事诉讼立法保护的合法权益从私权扩充到了社会公共利益领域,法定的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特别是人民检察院被赋予了民事公诉权,有可能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惟其如此,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就不应被当做一种权利,而是具有权力的属性,其中包含了义务,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表现为一种职责.民事公益诉讼诉权的行使也因此必须遵循一些特别的原则.     

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主体的几个层面

传统的诉权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已日渐显露出缺陷与不足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海洋污染已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害 ,却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诉权理论与诉讼实践上的链接缺失 ,使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救济。对该类纠纷 ,应对“利害关系”作扩大化解释和对起诉资格进行放宽。作为提起海洋和通海水域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主体 ,本文认为应分三个层面 ,一是与污染损害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是具有海洋管理权能的行政部门 ;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侵权公益公诉。这三个层面共同担当起缺失的守护神——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     

建议修改《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3条

1989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411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第23条规定:“撤诉的案件,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减半收取;其他诉讼费用按实际支出收取。”该条文只规定撤诉案件的受理费由原告负担,未规定被告应否负担。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此规定尚有不够完善之处。     

国际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主体论

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事故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随着环境法理论的发展，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进行了扩大解释。许多国家不要求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有直接的经济损失，只要受到影响，即使只是“美学上的损失”也具备了权利主体资格。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受害人，还包括受到影响的人和组织。中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利害关系人才可能成为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权利主权。在迂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在权利主体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但是法律上的障碍是明显存在的。     

论行政诉讼原告公民死亡后承继原告的范围

《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原告公民死亡后承继原告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不能现实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将承继原告的范围扩展到其他与原始原告有直接确定的利害关系的人以及其他相关的亲属,但同时也应适当限制承继原告诉讼权利的行使,使得相关制度在诉讼效益与公正衡平的基础上得到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二)

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一 )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是指人民法院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它是刑法基本原则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化 ,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概括起来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从宽处罚原则。在我国 50年代的一些司法解释、历次刑法草案以及 1979年刑法典中 ,都载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典第 17条第 3款明确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论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一起民事诉讼引发的思考

全国首例为流浪汉维权的案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我们争执是否应当为流浪汉维权、如何来维权的同时,也对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提出了质疑。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不具备当事人的资格。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类似于为流浪汉维权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这种维护他人利益案件的思考,就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发展有现实意义。     

公诉转自诉制度探略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 (P150 ) 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公诉权 ,因办案人员或有关领导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 ,存在不当行使的情形 ,也需要监督或制约。被害人的自诉权即是对不当行使公诉权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4 5条规定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 ,决定不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 ,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 ,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     

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基于“冯书军案”的分析

适格行政复议申请人应当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冯书军案"作为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代表性裁判,确立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一判断标准。从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断思路中暗含了保护规范理论,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保持一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没有直接使用"保护规范理论"这一表述,但实际上从"黄陆军案"开始就埋下了保护规范理论的种子。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理论上应当适用相比行政诉讼更加广泛的申请人资格标准,但目前相关立法和审判实践皆未突破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畴,新《行政复议法》的修订应当对此作出回应。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

从我国出现的众多具有行政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和民众对行政行为进行深层次监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来看,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已经严重制约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严重阻碍了诉讼机能的发挥,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只有突破原告资格问题的限制,扩大原告主体范围,赋予特定主体诉权,才能迈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机制的关键一步。     

刑法第59条第2款的适用初探

《刑法》第59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是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这一法律规定理解不尽相同,执行起来也大有出入。笔者结合对某县法院审理20件刑事案件的判决书适用刑法第59条第2款时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归纳分析,对此法条的适用试抒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