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监管及新动向

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无辜的"报信者",由于其在市场上广泛的影响力,降级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从而成为危机深化的重要推手。欧债危机促使欧盟加快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立法步伐,强化在欧盟层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统一注册和监管的法律框架。当前,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立法监管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共同实践,监管规则的国际协调持续推进。理解欧盟乃至全球各国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思路和实践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和评级企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国信用评级为何节节攀升?

在过去10年间,韩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好地利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穆迪(Moody)、惠誉(Fitch)和标准普尔(S&P)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它们对某经济体的主权债券信用的评级往往能左右其经济走势,如果遭它们唱衰,甚至能"一言丧邦"。连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经济巨头谈起信用评级下降也会色变...     

债务危机演化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2012年伊始，国际最具权威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分别陆续下调了欧元区多国的信用评级，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各界对欧债危机前景的担忧。当前欧债危机的不断演化，不仅威胁到现实中欧元区和欧元货币的存亡，而且关系到欧洲未来的兴衰。     

韩国债务危机的隐患

韩国家庭负债和企业负债都处于危险阶段。最近几个月,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先后上调了韩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它们给出上调韩国主权信用级别的原因大同小异,可概括为:健康的财政状况。在财政健全性方面,韩国保持了稳固的财政政策、较低的国家债务、良好的财政收支。然而,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近几年韩国的负债情...     

不可不争的国际评级话语权

作为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的中介服务业，信用评级业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它的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信用评级是债券发行人进入国际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必备的通行证。     

欧盟在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协调中的影响力——基于一致性的解释

欧盟和美国作为两大监管法域,是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主要参与方。在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协调中,欧盟的影响力为何在不同情况下存在差异?既有研究从知识视角发展到市场权力和制度视角,对欧盟的影响力差异做出了解释。尽管基于制度视角的一致性解释框架对市场权力理论构成了补充,但仍然存在因果机制不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欧盟一致性通过影响市场权力的发挥和一体化目标,塑造了欧盟在监管协调中的影响力。通过对"外国银行机构规则"、国际处置机制和巴塞尔协议Ⅲ三个案例的分析,上述解释得到了实证支持。     

希腊危机背景下欧盟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及配套措施

金融危机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加快了欧盟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和建设。本文在分析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国内、国际根源及欧盟层面因素的基础上,阐述了欧盟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宏观层面有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微观层面有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构成的二级欧洲金融监管系统。欧盟的阶段性应急机制有"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希腊危机和欧盟对之推出的制度性措施,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较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提出了对WTO改革的设想。相较之下,欧盟虽然在WTO上诉机构危机及其处理上对美不满,但其核心主张与美国的核心主张具有相似性和兼容性,即反对"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搭便车"和推行"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获得对欧美贸易的巨大优势等。中国的改革方案不仅关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生存,还一如既往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权利,而且着力反对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规则的引入。中国与欧盟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危机处理方面存在共识;但中国的改革方案与欧盟、美国的设想存在诸多差别。鉴于WTO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以及美欧中改革方案的差异,要真正启动WTO的改革,困难重重。     

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

欧债危机是从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中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下降造成的,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反映出欧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恶果,而欧元区及欧盟机制又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的矛盾、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的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的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不得不忙于内部事务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但并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由此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改革及经验

次贷危机后美国不仅建立了专门的联邦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而且通过完善信息披露、严格抵押贷款条件等具体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美国的经验表明,消费者保护职能与审慎监管职能由同一个机构行使时,应确保消费者保护部门的独立性,以协调审慎监管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分业监管为基础设立的消费者保护部门之间应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确保一致监管、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漏洞。监管方法的选择方面,规则监管的基础上适当采纳原则监管,可以有效应对金融创新对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鉴于信息披露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重要性,应通过合理设计信息披露的内容、简化信息披露的方式、加强金融教育等手段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欧债危机反思

盘点当今世界经济热词，热得”烫手”的当属“欧债危机”：两三年问爆发、蔓延、升级、深化，整个欧洲忙于救市失败、再救市再失败的循环之中。屋漏偏遭连阴雨，2012年伊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义下调了法国等9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本已风雨飘摇的欧元区更是雪上加霜。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洲正处于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财政契约》与《欧洲稳定机制条约》解析

欧盟既是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制度架构,也是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简称《财政契约》）是涉及欧洲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制度设计方案;《欧洲稳定机制条约》成为实施这一法律框架和原则的机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永久性救助功能的欧洲稳定机制。本文在对这两个法律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阐述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财政契约》的达成将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扩大欧盟超国家机构的治理领域,开启成员国让渡财政主权和金融监管权限的进程。这将为欧盟解决其成员国在财政和金融监管上长期各自为政等结构性问题提供法律为先的制度保障。     

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场外衍生品监管改革

欧盟是全球重要的衍生品市场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却将衍生品交易的惊人破坏力与衍生品市场的脆弱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危机爆发后,欧盟进行了系统的衍生品市场监管立法改革,并于2012年颁布了"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该条例规定了衍生品强制中央清算和交易信息登记制度,提高了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标准,以增加市场透明度,降低衍生品交易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从而深刻改变欧洲金融衍生品市场面貌。我国未来的衍生品监管立法改革应当吸收欧洲的先进制度经验。     

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政署化为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欧盟在主要机构之外建立了近40个欧盟行政公署,这一政治现象被称为"欧盟政署化"。欧盟公署的建立旨在于联盟层面完成特定任务,包括监督成员国在某一领域履行条约义务,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换,对欧盟立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在司法与内务领域,欧盟建立了边境署、欧盟警署和欧盟庇护局等九个欧盟公署,这些欧盟公署在情报收集、风险分析、提高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和促进跨层级行政合作等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欧盟公署与其他联盟机构和成员国行政机构的合作表明,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成员国在司法、边界管理、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长期合作的产物,也是下一阶段欧盟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助力。随着欧盟公署行政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逐渐扩大,欧盟得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督能力,提升联盟整体的行政司法合作水平。     

美国个人消费的趋势探讨

财富效应和信用杠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个人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在2007至2008年次贷危机后,由于金融界致力于规避风险,政府着手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美国财富积累和消费信用杠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受到了严重侵蚀;此外,美国人口分布也正在酝酿结构性的变化。这一切预示着美国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将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以预期美国消费上升为基础的宏观或微观发展战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风险。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

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是欧盟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体现。欧盟数据跨境传输规则和欧洲法院司法监管均以实现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标准为要旨。数据传输的一般原则是针对出境数据的永久最低保护标准,充分性决定和标准数据保护条款是欧盟贯彻个人数据保护标准的法律工具。前者整体适用于特定国家,后者个别适用于特定商事主体,欧洲法院司法审查旨在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全球监管。中国数据立法须全面研判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模式的潜在风险,谨慎对待充分性决定、标准数据保护条款等具有欧盟特色的复杂法律工具,摆脱法律移植欧陆成文法的历史惯性,避免盲目借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而落入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长臂管辖。数据流动立法应全盘统筹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流动立法方案,探寻价值中立规则以提供法律趋同新思路,引领数据立法的全球竞争。     

欧盟科学、民主立法保障机制研究:以法律起草为例

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是现代立法的两大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和法律获得社会尊重的重要前提。欧盟立法机构制定法律的过程较好地贯彻了这两个原则。本文首先论述了欧盟保证科学立法的机制和具体措施,然后阐述了欧盟确保民主立法的机制和措施,其中,文章分别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和论证了这些机制和措施所产生的功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欧盟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保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机制和措施,这也是欧盟法不仅得到欧盟各机构的尊重,而且得到欧盟各成员国遵守的重要原因。     

权力的结构性转移——欧债危机作为机制转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

在所有政治体系中，生存危机都是机构间关系发生本质性改变的触发剂和强化剂。这尤其适用于欧盟和经货联盟的危机。本文的主旨是探究危机期间欧盟机构框架的变化。文章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以明确全文的分析结构。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成员国与欧盟间纵向的权限分配？危机应对措施如何改变了欧盟制度结构中各行为体横向的任务分配平衡？为了实施新措施，决策者需要哪些民主合法性来源？通过分析可以断定，业已存在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下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转变。     

数字平台权力与欧盟成员国数字平台监管——以德国、瑞典与荷兰为例

数字平台因凭借海量数据、强大的算法算力和连接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能力而具备强大的平台权力。数字平台权力可分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因其数字平台权力对欧盟地区经济、社会、政治形成的巨大冲击而成为欧盟及成员国的重点监管对象。本文通过对主要成员国监管美国超大数字平台的典型事件的分析得出,数字平台权力对当地社会和政治冲击是欧盟成员国开展数字平台监管的动力所在。在监管过程中,各国基于核心关切点的多方协调来决定监管的方式和力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研究层次回落到成员国层面,补充了欧盟地区数字平台监管研究的国家维度。     

论欧盟食品安全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问题与前瞻

风险预防原则是指导欧盟食品安全立法和规制的一般法律原则。该原则与风险分析联系紧密,主要适用于风险管理阶段,为决策者作出预防性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欧盟内部实施时,风险预防原则在举证责任倒置、紧急情势下风险预防原则的扩大解释以及风险管理阶段其他合法因素的考量方面存在一定的法律争议。此外,在国际层面上,欧盟主张风险预防原则构成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或国际习惯法规则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国际权威司法机构和第三国的支持。因此,欧盟应在进一步完善风险预防原则的同时,尽量避免预防措施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以免引起国际法上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