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课程结构所蕴含的社会学特征。课程结构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权力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以及学校课程配置中的作用;中观层面主要探讨不同学科之间地位呈“阶层化”的实质;微观层面通过对学科内部知识结构的分析,揭示其蕴含的价值取向。     

公司正义的制度认证与创新

公司正义由微观层面的股份正义、中观层面的治理正义和宏观层面的社会正义同构而成。应该围绕制度创新这一轴心来认证和建构中国的公司正义理念 ,即 :( 1)从微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创新认证股份正义 ;( 2 )从中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创新认证治理正义 ;( 3 )从宏观层面上讲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创新认证社会正义。     

从运动到领域:21世纪“法律与发展”的多维面相

作为一场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全球性法学运动,21世纪的"法律与发展"已经或是正在从运动转向领域,并至少呈现出四个维度的实践面相。政治维度的法律与发展政策是由西方法律援助产业所派生的,并以向广大受援国推行法律援助项目为目标。学术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具有行动导向、学术自治、理论构建和科学考察的混合知识风格。理论维度的法律与发展研究正逐渐形成以宏观理论研究、中观经验研究、微观部门法和个案研究为主干的理论体系。科学维度的法律与发展评估集中表现为法律指标运动、法治评估运动和法律知识散播的前后相继。面对21世纪的法律挑战,南方国家的法律与发展学者有责任共同联手并努力探索符合各国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律知识。     

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整合问题探析——以柯林斯、吉登斯为例c

宏观和微观的断裂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难题,社会学家们一直努力尝试将宏观层面分析和微观层面分析进行整合,柯林斯、吉登斯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住。本文通过对柯林斯“仪式互动链”、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有关宏观与微观整合的思想进行简单介绍及同时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社会学理论中宏观与微观整合问题,尝试解读社会学中的这个世纪难题。     

中小学当代主流价值观教育研究

我国中小学生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行为方面需要全新检视,认真解读。八个方面的调研结果呈现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背景差异和城乡差异。在微观层面,教师应加强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趣味性,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在中观层面,教育部门应大力改善家庭价值观教育的落后状况,努力营造良好的主流价值观教育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应该均衡发展区域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加强城乡中小学教育的沟通与衔接。     

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空间隔离及其法制应对——以空间正义为视角

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逐步打破了“城乡两元”结构下的宏观空间隔离,但发生于城镇之中的微观空间隔离却正悄然滋生.进城农民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边缘化和孤立化即是此种微观空间隔离的表现.城镇之中的空间隔离强化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固化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层,形成了“城市两元”的排斥性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空间正义目标之间有明显的背离.从法制层面来看,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空间隔离的消减,需要通过确立空间正义的法律目标,健全以混合居住为核心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以及进一步推进农民权利发展等措施加以应对.     

刑法体系解释存在的问题及补全

对刑法条文进行体系解释,需要遵循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最终达至“全局”的逻辑思维历程,科学合理地解释刑法条文的含义,以实现逻辑上的周延、体系上的完整。然而,目前关于刑法体系解释的理解和运用多将其放在“中观”的层次,忽视或无视“微观”“宏观”“全局”三个层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可能?——一项定性比较分析

【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是承载“一带一路”建设科技交流与创新发展使命的重要议题,然而由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尚不健全,甚至部分国家还存在较强的政治风险和文化冲突,这种合作并非易事。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何以成为可能?【方法】本研究从宏观分析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了36个沿线国家案例中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组合。【发现】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是影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因素,两者相互耦合共同构成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实现路径。进一步地,本研究依据资源投入与制度环境不同耦合程度,识别出强强联合型、资源主导型、经贸带动型与政治兜底型四种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类型。【贡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弥补了以往研究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层面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性,区分了不同伙伴国家与中国开展跨国科学研究合作的各种途径,可以更为准确地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国科学研究合作、提升合作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公共治理视域下自动化应用的法律规制

技术飞跃与治理提升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假定,也早已被吸纳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政策实践,但法律的习惯性滞后带来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公共治理领域的自动化应用经历了从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到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再到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的逐步跃迁,从早先自下而上专业人士的“辅助/参考”和个别部门的“部署/应用”嬗变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化“嵌入/集成”,公权力、私权力及私权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相应地,国际通行、日益趋同的个人隐私保护(事前同意)、算法可解释性(事中监测)和完整履责链条(事后追责)的监管范式也应依照宏观技术共治、中观价值位阶和微观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制路径进行体系化重构。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并对国家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影响。各种源于西方的宏观和中观理论都难以有效解释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变迁,因此需要从微观机制中重新寻找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解释路径。通过对行业协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从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两个向度,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行动的困境在于,拥有发达纵向网络的组织,并不一定能发展出有效的横向网络,反之亦然。社会组织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的相互增强有赖于社会组织的行为策略、内部治理结构、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和双方的资源依赖状况。论文探讨这种微观机制层面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机制,并探讨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     

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的话语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集中表达为“十一个坚持”。从话语角度认识“十一个坚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话语体系的“十一个坚持”可以由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把握。三个维度具有同向同行的承接关系和目标导向的向心关系。“十一个坚持”的话语优势表现在：发挥指引优势统一思想，立足系统优势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彰显中国优势推动世界法治文明进步。     

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克服定义式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局限性需要一个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是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在经济法学领域中的运用与发展,有利于突破经济法语言瓶颈、克服经济法的先天性语言困境;这一转向的具体内容就是从经济法责任特定的宏观语境、中观语境及微观语境来理解和把握经济法责任的意义。     

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影响层面分析

本文分析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内涵和特征,阐述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必要性,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较详细地论证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旨在从理论层面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网络化治理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1-2020)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1-2020年间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综合阐释,呈现了网络化治理研究的演进特征、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势.据此可将网络化治理研究分为理论编译引介期(2001-2008)与运用稳步拓展期(2009-2020),相应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理论发展脉络和领域范围拓展...     

专栏导语:道德经济学传统与国家治理的整全性视野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进一步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议题.然而,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后世的主流经济学,框定了我们对经济本身以及上述两重关系的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的基本语境.近些年来,基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成效对比,对上述问题的反思也日趋深广.例如,国家能力和治理绩效在西方学术界得到更多重视,关于社会公平的社会呼吁和理论建构都引人瞩目.但这些反思与主流框架一起,目前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一种割裂的面貌.这尤其表现在国家能力、治理绩效与个人自由、(选举)民主的价值之间,以及自由市场、私人财产与社会公平的取向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张力.而且,这些张力甚至在学科之间体现出来.例如,自由市场和理性选择在经济学中几乎是基本预设,而关于社会公平或经济平等的价值,则更多地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中找到自己的地盘.结果,关于国家治理,我们面对的是一幅高度碎片化的理论图景.     

转型中国的城市化治理与发展法体系

在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法律治理研究应当跨越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的鸿沟,在理论与实证的基础上更新理念框架。城市化治理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反思“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成败得失,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和资源。聚焦城市化法律治理的现实症结,“发展法”的新分析框架得以成型,并导向一种新的整体性法治发展战略。“为了发展的法”是城市化和法治化有机一体的理念构造,“发展中的法”为“作为发展的法”奠定历史传统基底,“通过发展的法”确保城市化中法律权能的宏观均衡配置,“有关发展的法”将启动新的“法律与发展”的互动。     

教育技术的社会学意涵

教育技术并非仅仅是"技术"问题、"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技术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中观层面的社会分层、教育机会均等,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人的社会化等问题上,都有深刻的社会学意涵.教育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是教育技术学科的基础研究之一.     

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和模式

近年来，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出现了新的特点、格局和问题意识。围绕打击和预防商业腐败，在“供给侧”的相关立法和执法策略上，国际商业反腐的责任规则、基本立场和制度供应都产生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和新动向，也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转变和动向，更全面、更深入的商业反腐研究，不仅应从微观层面谋取政府与企业之间合法化的利益交换，还应从宏观层面进一步深究社会支持系统之上的结构性治理之道，构建起一套商业反腐的模式。其中，中国商业反腐的结构性治理实际上更为复杂和微妙，它有着跨境移植难以应对的本土化特定议题和立场；同时，中国商业反腐的模式不仅应有制度改革等基本应对的治标之策，还要留下足够的空间，为商业反腐更高目标的实现和深层治本之道的获取，做出更全面、更精密的架构和设计。     

“经验”何以成为“法则”--对经验法则适用困境的考察、追问及求解

经验法则之于法官认定事实意义重大。然而自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正式明确经验法则的法律地位以来，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并没有使它成为坚实的“法言法语”印入法官脑海，反而陷入诸多适用困境，适用数量严重偏低，适用质量十分欠佳，修辞意义大于论证作用，华而不实的现象较为突出。如此情状既有法官素质的羁绊等主观原因，也有经验法则的掣肘和司法环境的阻滞等客观原因。为使法官远离事实认定的“自动售货机”，在微观层面，需要重构三类适用模式———指引模式、论证模式、中介模式，重塑“反思平衡”的思维方法；在中观层面，需要引入民主机制增强交流，完善程序控制加强规范，推进经验法则的案例化、类型化与体系化；在宏观层面，需要大力提升法官素养，使之兼备法律人“出世”和普通人“入世”的品格，还需构建宽容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理性、负责、温和的媒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