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A机构的个案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原本高度刚性的总体性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权力被重新分解，社会领域已经获得有限的社会权力。大批社团的组建及运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在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创见，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也仍然没能克服其在社团管理方面所长期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就减少财政压力而言，政府希望社团能够在体制之外自主经营和运作；从政府职能的让渡和承接角度而言，它却又希望能够将社团严格控制在其许可的范围内，以确保政府部门利益需求的实现。因此，政府运用“嵌入式控制”的行动策略，以“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为手段。将社团运作纳入政府体制内进行管理，并呈现出“控制的层级差异性”的基本特征。政府的嵌入式控制使得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团行政化问题的呈现。     

职责同构: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发展的症结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发展困境在于条块之间的事权、职责不清,集中表现在政府管理体制上的职责同构现象,即不同层级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这是当前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条块分割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体制性原因。     

府际结构下领导注意力的议题分配与优先:基于公开批示的分析

注意力成为政策过程研究的关键要素,领导注意力的分配与优先性表达是理解政策变迁与体制运作的新维度。论文通过构建中央-省-市级政府首长的批示文本数据库,比较了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政策议题上分配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并检验了议题优先性在中国府际结构中的呈现。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议题作为领导注意力焦点对其他议题具有挤出效应即存在议题优先性,并且随着领导层级的降低,其挤出效应愈发显著;府际间领导注意力在议题分配上的稳定性、多样性分别与领导层级呈现出正相关性,这亦与政府职责分工体系特点深刻关联;政治周期变化对于领导注意力变迁具有显著的“间断效应”。论文探索了多层次主体的注意力比较研究,为解释中国体制运作中的“议题优先”及其运作提供了注意力层面的证据。     

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 我国央地立法权的配置机制北大核心

中央与地方围绕立法的关联和互动是我国央地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论文从宪法和立法法中的立法权位阶设置、地方行使立法权的实际情形,以及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机制三个维度聚焦立法权分配中的央地关系。研究认为,我国央地立法权分配除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外,在实践中还形成了“分级治理”的机制。中央通过建立并完善分层次、分程度的地方立法合法性审查框架,赋予不同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自主创新的差异化治理空间。这种非均衡性分权在确保中央权威与地方立法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兼容的同时,也使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风险稳定在可控范围内。探究央地立法权分配中的制度设置和主体互动,既可以为理解我国央地关系提供新维度,还可以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     

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分析——以美国高校为借鉴

高校内部的权力被分解为行政与学术两个维度并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主体分别享有和行使。传统美国主流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是行政主导模式。美国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通常由董事会和校长掌握。教授通过组建评议会集合行使决策学术领域事务的权力。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向学术权力方向迁移。美国高校纵向的系、院、校三级各自在横向上都是二元治理结构,在每一层级的治理结构中这两种权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我国高校内部也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区分,如何设定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思考。     

论数据权利的标准化

“数据二十条”在国家政策表达层面以“权利束”作为数据上诸种权益诉求的底层观察视角，以应对数据从产生伊始就面临的复杂利益共生和相互依存关系。但在法律学说与实定法表达层面，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聚焦各组数据生成与流通关系，从“权利人有权作用于权利对象的方式”等关键维度，对每一组数据社会关系中的权利条块主张予以划界，将常见且正当的数据权利条块标准化为不同层次的权利模块，从而在立法层面实现规范表达。在信息来源主体之法定在先权利模块与数据处理主体之数据财产权利模块的二分基础上，可将后一模块细分为数据一般财产权模块与各类子财产权利模块。数据一般财产权是最先出现且最为完整的权利样态，包含了持有权能、使用权能和以经营为核心的处分权能；各数据子财产权利模块的样态取决于具体的数据流通模式。     

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与新经验

行政区划改革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被视作国家治理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形势,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区界重组”、重启“撤县（镇）设市”和调整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旨在理顺政府职能,协调权责关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实现机制与内在逻辑——一项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

论文以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研究案例,借助内容分析法,围绕运动式治理对官僚系统结构及运行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中的层级协同,遵循着下行的权力路径与上行的治理路径:前者通过高层的竞争性授权,实现对现有官僚系统服从意愿和行动能力的考察,进而强化中央权威;后者则通过强化部门合作、调动社会力量,实现行政系统结构的整合和结构性治权的再生产。在我国权威型体制下,以上机制与路径反映出,运动式治理不仅是绩效导向的,而且是结构导向的。巩固行政层级关系,汲取治理权力和资源,打造"全能政府",是运动式治理频繁出现的重要内在逻辑。     

复合治理:地方脱贫进路的一个理论解释——基于153个脱贫摘帽县的扎根研究

准确诠释精准脱贫战略实践以来的地方治理经验是一项亟待推进的研究议题。论文以153个脱贫摘帽县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扎根方法提炼“复合治理”分析性概念诠释地方脱贫经验。“复合”属性表明地方减贫过程受到多重机制共同作用而形塑出复杂叠加的治理样态,具体表现为:(1)中央政府建构“刚性时间约束”要件,为地方政府“复合治理”提供外在驱动力;(2)贫困县党委、政府调用“党政统合”形式凸显任务首位、塑造体制联动效应,它是“复合治理”的组织轴心;(3)“复合治理”实践运作依托于横向维度“利益整合”与纵向维度“政治关联”,前者表征政府与市场主体建构治理共识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后者表征地方政府将外生性政治权威嵌入村庄场域提升治理合力。“复合治理”为精准脱贫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后续研究应强化对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实证解读。     

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

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条条与块块关系下的法院院长产生

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较之中央地方关系更重要的是条条与块块关系。在地方法院院长产生的问题上,作为块块的上级党委和本级党委与拟任职法院的上级法院之间,对人选各有不同支配关系。在武装夺权年代确立的"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地方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考量意义。     

试论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优化——以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结果为样本

行政权力结构是行政权力在种类和数量上分布所呈现的形态.不同层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能够反映出行政职能的重心、目标及其在行政权力系统中地位的差异.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的结果反映了该省省级行政权力的结构.本文在剖析其行政权力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对策.     

基于辅助原则的行政立法效益研究

辅助原则要求决策优先由市场或低层级政府机构做出。行政立法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在耗费一定资源的同时获取收益。按法经济学理论，辅助原则可以从不同层级政府机构之间的立法权力分配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立法资源分配两个维度来提高行政立法效益。加大分权，在纵向上实现低层级行政立法、放松管制，在横向上让权与市场。同时，促进信息沟通之上的主动辅助和分权机构间的立法竞争。     

“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政府质量：国家治理结构性指标研究的兴起

国家治理的现实关怀和理论探索离不开对其结构性解析,而政府质量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结构指标正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文章首先分析有关政府质量概念的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和测量验证,及政府质量如何反映国家治理水平,进而与相关“竞争性概念”比较凸显其研究价值,如官僚体制质量和组织绩效、治理与善治、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呈现政府质量研究在理论深化和事实佐证上对探索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论行政法制度在经济领域的拓展——以腐败治理为视角

腐败案例简单统计表明,官员腐败案件大都集中于经济建设的相关领域,或者说腐败大多发生在政府享有的经济权力的运行过程,包括项目分配、资源配置、官商关系等,多因对政府经济权力规制不力。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注重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构建,侧重于对政府传统秩序权力(如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等)的规范,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救济,忽略对政府经济权力的规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被整体纳入行政法的制度框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决定了政府具有重要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为了有效规范此类职能与权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创新行政法制度,实现其在经济领域的拓展。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公共权力的结构特征及其效率

公共权力是行政效率微观研究的起点,它是政府组织结构的核心,是政府行政的内在驱动。公共权力的结构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独立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它具有一般性的结构特征,因而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也可以独立于特定政治制度采研究,而公共权力的分配方式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是由特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从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具有一般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当我们考虑从公共权力的分配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时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在我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来分析和研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