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的困境与突围

随着数字技术对公共治理的深入参与,行政法治体系在应对法律复杂性、数据鸿沟、权益保护以及行政公平失衡等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在意旨与遵循层面,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应当致力于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实现,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要求行政权坚持人的目的属性,积极探索技术应用与制度建构的平衡。在实践层面,亟需建立适应数字时代的法律框架,优化公共治理中的算法决策机制,构建多方参与的法治化治理格局,并强化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治意识,从而推动数字时代行政法治建设迈入新阶段,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治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支撑，而数字政府建设必然要在法治的环境中进行。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起以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主体的立法体系，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居于“非常高水平”的等级，但也存在着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执法标准尚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进行专门性立法，出台相应的《数字政府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并落实相关执法标准。     

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探究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重要性,并纷纷在此领域不断进行探索。区块链专有技术特征能够保证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所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对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协调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部门协作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区块链技术可以在政务处理、监督管理以及民生保障等领域为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赋能,助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法不责众”的博弈心理与法治对策

“中国式哄抢”、“中国式过马路”等“法不责众”现象的屡次出现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背道而驰。“法不责众”现象不仅涉及到对公私财产权的侵害，更是落后法治观念对于现代法治文化建设阻碍的典型体现。“法不责众”现象背后的公众心理涉及到群体心理过程、从众心态理论，结合心理学相关理论并从法治的视角提出破解困局的相应对策，不仅对于破解哄抢难题、启发维稳有所助益，更为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形塑中国法治文化等方面提供参考。     

全域数字法治监督体系的构建

全域数字法治监督是新时代从严治党指导思想与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相融合的新理念，不仅实现了法治监督体系由零散到聚合的跨越，还充分利用了数据赋能，拓宽了法治监督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全域数字法治监督的核心在于构建全方位让权力运行更加顺畅的监督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枢纽作用，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实现法治监督业务知识化，打造数据高效安全互联互通的监督平台，满足全过程智能化管理的需求，助推国家法治监督能力与监督体系现代化。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现实进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法治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后独创出的中国特色法治文明新形态,必须对其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认识,进而分析其赋予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价值。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在当前内外交织的复杂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以法治作为根本手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建设。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的三重导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一次伟大创新与飞跃,科学回答了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产物,开创了法治建设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追本溯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导向,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导向,身体力行:新时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导向。大学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后备力量,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制素养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新时期,大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好“破”与“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者、宣传者、践行者。     

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指出西方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并考察了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是当今法治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当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新发展

在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过程中,作为与政府治理最为密切的行政法领域受到了来自数字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更是在这一冲击中迎来了新发展。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冲击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就有必要结合数字技术对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再阐释,同时新型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运而生,这就有必要对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数字法治政府视域下的新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以适应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与完善。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传统文化溯源与时代创新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走过漫长的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今的中国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赋予了新的内涵与使命。其中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抓关键少数”“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等思想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法治文化的影子,这启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坚持文化自信又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发展

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法治建设单列一章进行重点论述和重要部署,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创造性地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命题。法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梳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走向。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通过社会革命实现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其纲领之精魂。历经助推革命的法律理想动员、奠立国本的法制规范生成、协同改革的法治战略形塑,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观迎来了新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法律理想、法制主张和法治战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整合为中心,形塑为面向均衡的新法理思想体系,以此连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法治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法治观念的时代创新上,具有整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学术与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显著优势。这种特质和优势,鲜明体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及其引领的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实践中。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数字化行政实践变革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主题主线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回答了新时代为何要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怎样建设法治中国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数字化改革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数字法治是数字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际需要.随着数字科技整...     

法治建设的“中国元素”

当代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比西方法的概念，中国的“法治”和西方语境中的“法治”蕴有诸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因素，其概念有更为鲜明的中国元素，也构成了中国元素法治探索与实践的一项独特内容。总结并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法治建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及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经由对古今中外法治建设的辩证分析与合理扬弃，中国的法律体系日渐合理化、科学化；注重法治建设对民生保护、和谐社会的保障功能。     

公安法治的本土化——对当前公安法治建设研究和实践的反思

我国的公安法治建设处于破局重建的关键期,传统意识仍有较大的影响,现代化的“中国”法治理念末完全确立,公安法治建设应关注理念、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的问题,要立足于现阶段中国法治状况,重视本土法律文化资源,实现公安法治的本土化。     

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考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龙江实践研究笔谈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指导地位。广大法律和法学工作者在法学研究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切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融入研究阐释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认真做好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工作。为此，《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专门组织邀请了省内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龙江实践研究”这一主题作研究阐释，现将诸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集结成篇予以发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黑龙江，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新时代法治视域下龙江数字经济治理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业态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各经济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其自身展现出的跨界性、多主体性、创新性在制造业升级、消费模式创新、供给侧结构优化等领域均展现出强大的助推力,但其中也出现了急需治理的弊端.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法治"是必由之路,而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经济治理也必然会遵循此方式...     

基于法治全过程的法治河南建设研究

法治河南建设是对法治中国的丰富与发展,其目标是保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法治轨道上顺利运行,推进河南省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目前,河南省整体法治水平与治理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距离更高水平法治河南建设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更高水平的法治河南建设,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导,强化高水平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全过程建设。为此,在立法环节,针对性提高地方法规规章制度体系质量与效率;在执法环节,持续性推进高质量法治政府建设;在司法环节,多维度加速健全司法运行机制;在守法环节,全方位提升政府培育质量与公众守法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