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我国“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构建"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契约化运行机制、信任保障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治理的精细化保障机制,即是理性有序有效应对"生人社会"产生的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的对策性抓手。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切入点,首先通过对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价值予以分析,深刻剖析当前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做了较为粗浅的探析。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国家与社会的重叠以及尚未完善的分配体制塑造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状况,描绘了意识形态贯穿于改革开放始终的转型线索。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在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范畴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在社会治理的格局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理论框架、变革路径,旨在超越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简单分析,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使命意识、阵地意识与担当意识。     

明代法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在重视法令、倡导革新、富国强兵等方面,明代法家思想延续了先秦法家的一贯思路,但在与儒家、道家等思想的融合中,又有不少创新,提出君臣平等、天下之法等主张,将法律治理向基层社会延伸。以现代法治的标准审视,明代法家思想不乏局限性,但它以法制推动改革、严法整饬吏治、正视刑法作用、初步构建起法制的民主之基等,仍显示出积极的时代价值。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推进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现代性转化北大核心CSSCI

乡规民约是我国传统农村治理的重要方式,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治理作用,对于现代农村社会治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发展这一社会治理资源,发挥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要从现代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乡规民约的现代性转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的丰富与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新思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不是对原有的社会管理的简单升级,也不是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我党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三中全会所表述的社会治理,有鲜明的目的性,预示着社会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其主体多元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治理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丰富。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处于枢纽地位,它继承了中国早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传统,对后世德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包括: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安百姓"、德治的起点在于"以修身为本"、德治的实现方式是"齐之以礼"。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先秦儒家治国思想由天人观、人性论和德治思想组成。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天人观和人皆可成圣贤的人性论构成德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建设作为提升公民道德水平的重心;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建设。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北大核心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论儒家德治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德治思想是儒家学派最基本的主张,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和精髓。儒家思想认为,德治较于法治更重视和谐、主动,通过道德的力量感化和教育人是教育的高级境界。儒家德治思想包含了"为政以德"、"为政在人"、"寓政于德"和"修身为本"等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借鉴儒家德治思想精髓,通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个人素质、增强人文底蕴、创新工作理念,最终实现高等教育目标。     

中国古代关于社会控制思想的评述

虽然社会控制概念是近代社会才提出来的,但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社会,其中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影响最大。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仁政;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法治、重刑。儒家这种以德治为主的软控制思想和法家以法治为主的硬控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治国方针的基础。之后,各朝代的君主们结合现实需要,对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进行了综合、发展及完善,使其适用于本朝代。     

求真、善治与美意：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公安机关社会治理的创新维度

真善美的统一是社会治理价值观的最高追求。公安机关社会治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观照客观与实践,又博采现代理论之长,以“求真”为治理实践基础,以执法、服务与忠诚体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的法定职责、社会期待与政治追求;以“善治”为治理现代化目标,以识变、应变与求变来确立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目标;以“美意”为治理价值表达,以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与人民安宁的平安中国来反映社会公众的期待,表达美的客观存在。求真、善治与美意在内容与形式上构建了公安机关社会治理创新的三重维度。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德治的社会基础、主体构成及实践困境

儒家德治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希望通过个人的德行修养实现家庭和谐、国家清廉以至天下和平安宁的理想。然而两千余年来,传统中国社会腐败现象难以根除,儒家德治时常陷入价值虚化的实践困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儒家德治的社会基础——“权力支配型”的宗法伦理社会结构与“道义合一”“义利分殊”的价值追求有内在矛盾,从而阻断了儒家德治实践持续有效发挥作用的可能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析论北大核心CSSCI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使虚拟社会得以形成。虚拟社会的公共性、自由性、开放性和隐匿性的特点,吸引了众多公民在虚拟社会进行利益或意见的表达,彰显了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虚拟社会中公民公共责任的公共性、目的性、低成本性、异化性等特性,比较容易促成责任的实现,有利于虚拟社会的治理;同时虚拟社会中的公民因利益驱动会实现伪公共责任,导致虚拟社会的失序进而影响到现实社会的治理。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现实社会中正义的制度、公民的角色意识、网络媒介的素养、公民的责任引导,将促进虚拟社会中公民的公共责任实现,有助于现实社会的治理。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需要解决多主体参与问题。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企业属于增强市场主体社会责任的一方。从社会创新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是社会企业跨界发展的动因,也使它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力主体。而社会嵌入机制促使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与社会性要素相结合,发展出社会企业类型的组织。社会企业的出现,创新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资源组合运作模式,其与众不同的核心造血功能,克服了营利企业不关注社会问题和非营利机构效率低下的痼疾。社会企业使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为"社会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企业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推动了公益项目创新、公益创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具有推动公民参与,促进社会融合作用;改变了旧的慈善观,更有可能颠覆人们对传统企业的认知,引发组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