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ATS三大原则的实质要件看欧盟2003第87号指令是否违反WTO规则

GATS作为WTO的基本协议包含了三个主要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GATS第17条),市场准入原则(GATS第16条),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GATS第2条).所有WTO的成员国都应当遵守这三个原则,其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不得与三大原则相抵触,否则就是违反了WTO的义务.欧盟作为WTO的成员之一在2003年启动的国际减排贸易计划中,决定对不属于京都议定书成员国的法人和自然人不给予政府补贴.     

中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之法律问题研究

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的核心条款之一,同时也是国际服务贸易双边或多边谈判中为各国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作为GATS的创始签署国,开放本国服务贸易市场既是承担GATS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依据国际规则,结合本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开放本国服务贸易市场。本文在比较分析各国市场准入法律状况,研究有关GATS市场准入条款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法律状况,提出在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中应遵循的原则立场,并针对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现实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试从GATS第6条与第16条的关系角度评“美国博彩案”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6条国内监管与第16条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解GATS文本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成员方如何在遵守GATS有关贸易自由化义务的前提下,确保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通过分析WTO争端解决机构近来裁决的“美国博彩案”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作者指出,鉴于服务业的特殊性及成员方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可以通过对第16条市场准入限制进行严格限定的方式,维护成员方对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     

基础电讯服务贸易的几个法律问题——兼谈中国基础电讯服务市场的开放

GATS框架下的电讯自由化和WTO关于基础电讯服务的协议 ,将日益增加世界范围内基础电讯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这使中国还十分幼稚的电讯服务业面临着既要开放自己的市场 ,又要提高经济效益以发展自我的巨大压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深入研究GATS和WTO关于基础电讯服务的协议中的基本规则 ,特别是MFN原则、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等 ,是制定中国基础电讯服务市场开放政策的重要立足点     

GATS第6条与第16条关系探析——对"美国赌博案"重新审视

GATS的目的旨在推进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使得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和进程不同于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和进程。因此,GATS在对各成员做出义务要求的同时还赋予各成员以适当的自主权,从而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GATS第16条要求各成员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做出具体承诺;而GATS第6条则赋予各成员一定纪律要求下的国内监管权。但在实践中,关于GATS第6条国内监管与GATS第16条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自GATS存在以来的敏感话题。     

从GATS基本原则看入世后的中国电信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经关贸总协定第八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第一部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文件。电信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重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晚，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法律程序履行完毕，将在同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WTO成员。而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步骤地推进中国电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本文从阐述GATS的几项主要原则出发，结合中国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入世后中国电信业开放将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策。一、GATS…     

GAPS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

中国一旦加入WTO,GATS的各项规定即对我国产生约束力,并且一些重要条款和原则将直接影响着我国服务业的开放、保护与发展。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服务贸易立法。     

WTO若干原则与公安工作

WTO 协议是成员国政府在制定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做法所必须遵循的一整套规则。WTO 协议规定了成员国政府在多边框架内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中国加入了 WTO,就必须在经济行政方面、在司法审判方面都要按照 WTO 规则办事,确保 WTO 规则在中国得以实施。这是中国履行作为 WTO 成员方的义务需要,也是中国履行所加入国际条约的义务需要。至于如何适用 WTO 规则、能否直接适用WTO 规则,则涉及到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关系问题,以及哪些具体的法律关系与 WTO 规则冲突或相影响等问题。WTO 的绝大部分规则或原则是以政府的行为为内容并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密切相关。本文并不研究 WTO 规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旨在     

GATS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

中国一旦加入WTO,GATS的各项规定即对我国产生约束力,并且一些重要条款和原则将直接影响着我国服务业的开放、保护与发展。因此,必须加快中国服务贸易立法。     

GATS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分析及我国处理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既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的一项原则,同时也属GATS中具体承诺的义务。分析研究这一原则,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我国的“入世”谈判。正确理解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把握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为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提供法律准备。本文从分析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入手,比较研究了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和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并根据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出现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处理原则和对策。     

政府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的不足需要政府发挥对经济活动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要充分利用自有优势，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通过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问形成良好的协调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准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多式联运是将两种以上不同的运输方式加以整合,其目的是实现高效的“门到门”货物运输,便利国际货物贸易的开展.国际多式联运业的外资准入法律问题与GATS体制下海运业的外资准入问题密切相关,但因其牵涉到向外资开放东道国的整个国内运输市场,因而相比海运业更为敏感和复杂.就我国而言,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GATS体制下国际多式联运业的归类问题、国内法中国际多式联运外资准入的“多轨制”问题、外商独资企业的经营资格问题以及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等.     

论商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民法是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保障性法律,而商法则是市场运行法,特殊的功能成就其不可替代的独立地位。商法产生于市场经济并且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两者具有深刻的依存关系,以效益为契合点,通过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自由,进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实践的品格使其具有高度灵活性。现代市场经济立法主要表现为商事立法,没有健全的商法制度,就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当今世界,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理性面对法律部门功能纯化、法律移植合理化和商事习惯法律化等问题。     

GATS框架下自然人流动的法律界定及缺陷分析

自然人流动是GATS规定的提供服务的一种模式,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具有天生明显的比较优势。本文在简要回顾了乌拉圭回合的自然人流动谈判历史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GATS框架下自然人流动的法律界定问题及其缺陷。     

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

市场化政府经济行为是以实现政府经济社会职能为目的和内容、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在目的、功能、手段、主体、意思表示、适用范围、法律适用上都有其特征,并在我国已有形态多样的实践,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归类分析。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它是市场弥补政府缺陷的主要形式,是市场与政府共生的典型状态,是经济民主的重要表现。为了协调该行为中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政府主体利益目标与参与主体利益目标等诸多冲突,需要由多个法律部门对该行为作综合调整,并就其适用范围、主体、审查、合同、标准化、价格、竞争、税收、法律责任、争议处理等制度要素作出立法设计。     

论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通过对证券发行审核制度进行合理的分类,核准制与注册制,并对两种制度从含义、特征、监管理念及立法思想等方面作详尽而深入的比较分析,提出核准制与注册制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观点,联系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沿革与发展,希望能对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Abstract: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ccurred when the domestic legal system was largely underdeveloped. It is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that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king of a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establish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undertaken legal measures to rationalis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hea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a strong party leading the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have evolved into a social institution. To transform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rule of law is a soci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s a slow and incremental process, as it is imbedded in the various formal and informal constraints in Chinese society.     

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与法律定位

在经济日益金融化的今天,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法律体制严重滞后,使得农村现有的各金融机构之间法律属性不明、职责不清。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和法律地位重新定位。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应定位在政策性功能、合作性功能、商业化服务功能等方面;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民间金融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农业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也应重新明确。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分析——兼评中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和完善

《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在关国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素有“经济宪法”、“市场经济大宪章”之称。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导致适用于现代经济的法律体系构建也比较迟缓和不健全。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着重以经济学的博弈均衡理论分析行政垄断问题,以此说明经济学分析方法不仅是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重要的辅助性工具,可以为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引。     

非法经营罪规制目的的预设与生成

非法经营罪在实践中存在扩张适用的倾向,被认为是“口袋罪”,对其司法适用有必要进行限缩。传统限缩方法是采取等价解释,但无法对该罪的规制目的予以合理解释。立法者在创制该规范之际并无明确的目的预设,且可能希望该罪的规范保护范围通过自发方式在司法中生成。在整体法秩序发展之中,基于经济、法治等外部系统的变化,非法经营罪除了要保障行政许可制度之外,还应越来越关注对市场调整方式的现实保障。行业性的合规制度作为市场调整的方式,将成为判断非法经营罪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