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

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更为复杂。美国谋求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塑造对华经贸关系,政策制定的经济逻辑有所弱化,非经济因素的塑造作用日益上升。通过提供高额产业补贴、继续征收高关税、强化高科技打压、构建遏华经济盟友体系等措施,美国谋求增加对华竞争优势。作为回应,中国推动降低对美依赖水平,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进行反制裁,积极构建对己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积极效果。从双边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指标考察,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仍在发展,但也出现下滑脱钩的趋势。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既面临美对华高关税后续发展、“脱钩断链”效果评估、经贸合作动力衰减等重大问题,也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冲击。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要始终聚焦国内高质量增长,提升和强化经济逻辑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牢牢掌握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主动权和塑造力。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北大核心

不同于默克尔时代,德国新政府执政纲领及部分新政要对华表态尤为强调意识形态分歧和对华竞争。在近年来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下,德国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加之德国自身政局变化以及中德经贸关系的变化,新政府或将加强对华防范与施压,减少对华战略依赖,同欧美盟友加强协调,一致对华,在经贸、科技、全球基建、规则标准等领域争夺主动权。中德关系存在波动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德经贸捆绑、西方内部矛盾、德国外交务实传统等因素,新政府将在延续的基础上调整对华政策,中德关系尚不致发生逆转。     

美印对华科技竞争的战略协作评析

美国和印度近来在科技领域协作对华逐渐形成合流之势,旨在减轻对华产业链、供应链及技术依赖进而构筑排华科技“小圈子”,谋求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印对华科技遏制路径主要有：借助双边多边平台,构建协作对华的科技合作机制;利用双方互补优势,强化美印半导体产业生态合作;聚焦前沿技术联合研发,全方位遏制中国高科技崛起。未来,美印科技实力的非对称性、双方利益分歧、缺乏战略互信、第三方因素及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将制约其协作对华的效果,但不会逆转其对华科技遏制的态势。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

为了维持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和不受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总体上体现出先发制人的特点。该战略经历几届政府逐渐形成,其构建亦有一定步骤:第一是构建网络空间的敌人,第二是网络空间安全化,第三是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如在安全层面、国际制度、争取盟友等方面的举措。从美国自身角度看,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的收益与风险参半。从国际层面看,先发制人战略将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建设,挑起网络军备竞赛并增加网络空间冲突风险。从中美双边关系看,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美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印度莫迪政府南海政策评估

印度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南海地区国家,亦非地缘层面的南海问题当事国或美国亚太盟友,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表态谨慎,避免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但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后,印度所处外部环境、海上安全战略、对美对华政策都有所变化,印度在南海问题上变得更加活跃,对华批评乃至防范的因素增多.未来,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印度南海政策不会完全与美、日同步,但对华打“南海牌”是大概率事件,且介入手法将更趋全面.     

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逻辑

在美国对华发起全面竞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的叠加影响下,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遭受重大冲击,美国等主要大国均开始构建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美国半导体产业基础较强,但在制造能力特别是先进制程工艺上较为薄弱,严重依赖东亚地区,这被美国认为可能引发一系列风险,重塑半导体产业链成为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要议题。为此,美国政府通过动态精准打压对华半导体产供链、强化技术研发并推动先进半导体企业赴美建厂、构建半导体产业链联盟等方式,试图弥补制造能力的短板并掌控尖端芯片技术。2022年8月正式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举措。但占据芯片尖端制造技术优势的美国也较难摆脱对东亚地区的依赖,加之联合盟友对华遏制的困难,美国重塑半导体产业链的雄心面临较大挑战。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美国对以色列军援政策的变化及其成因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维护其生存和安全是美国历届政府一直不变的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就是保障其安全的重要举措。美国主要从现实主义出发,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来决定它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力度。由于美国在不同时期内对全球目标特别是中东战略目标有所不同,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随之变化和调整,经历了一个限制——积极——以军援为施压手段——制度化——强化的演变过程。从未来发展看,美国与以色列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互有所需,战略盟友关系不会变,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政策也基本上不会变。     

特朗普政府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危害——兼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也是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在策动对华"新冷战"的过程中,试图全面抛弃该政策,如提升对台高官交往层级、改变对台军售模式,并在执政末期宣布"取消美台交往的一切限制"等。这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服务其遏华战略,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和台湾民进党当局的配合,迫使中国政府显著加大遏制"台独"的力度,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均持续恶化。拜登政府声称延续一个中国政策,但在美国继续实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和美国国内亲台反华势力活跃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将使"一中"内涵更加空心化,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使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韩、美韩关系走向与韩国的选择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固执坚持孤立主义理念,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仅对盟友痛下狠手,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全方位扩大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美竞争格局凸显。中美是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对半岛发展方向与命运起到重要作用。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使韩国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方面,韩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也难以放弃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文在寅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良好成果增强了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发挥其外交自主性与灵活性,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信心。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韩国只有对东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对中美竞争结果做出合理预期,结合自身实力发展,才可能摆脱选择困境,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

拜登执政后,为加强与中国战略竞争,积极实施针对和围堵中国的复合联盟战略。拜登政府对华联盟战略的特征是“复合性”,其以传统军事联盟为内核进行联盟扩容,表现为联盟结构的“网格化”、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化、联盟行动的综合化,在印太地区呈现出“北约化”态势。拜登政府对华身份的“安全化”、拜登政府对中国作为“外部威胁”复杂性的认知、议题联合的功能性与灵活性、拜登政府积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对其联盟转型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在不断调整和深化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的同时,其复合联盟内部面临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复合联盟体系存在固有缺陷、复合联盟内部存在管理困境等诸多挑战。对此,中国可利用其面临的挑战,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实行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强化中国经贸优势、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思路和策略,缓解拜登政府对中国周边产生的联盟压力。     

近期美国商会对华态度的变化及影响

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商会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积极务实推动者.2017年,美国商会对华情绪出现显著变化,首次施压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上任,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后,美国商会在美国内政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政府重视倾听其利益诉求并延续其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利益诉求或将直接体现下一轮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主攻方向.将美国商界的经济理性注入特朗普的“公平贸易”,以加强贸易执法做法力求在核心问题上有所斩获,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核心产业政策,确保美国投资者在华获得“公平”投资机会.美国商界对华情绪变化背后原因复杂,分析美国商界对华态度演变及影响,进而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中国政府准确制定对美经贸政策、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