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前提性知识的评价

前提性知识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前提性知识 ,内史、外史对立统一并推动了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前提性知识的继承和发展使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 ,广义的科学评价也就是一种前提性知识的评价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通过前提性知识中的价值取向这一维度为中介而得到整合 ,前提性知识的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 ,前提性知识的变革也是社会改革的前提。     

抉微阐幽探求历史本原圆融博观彰显大家风范——论罗宗强先生《读《文心雕龙》手记》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思想

罗宗强先生《读（文心雕龙）手记》是继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学界力作之后的又一大创获，对困扰《文心雕龙》研究学界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精深的研讨。其学术价值与意义在于推动、学界对《文心雕龙》研究向更细致、更深入方向发展，专著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具有垂范意义。其学术思想与方法主要可概括为“抉微阐幽探求历史本原”与“圆融博观”的文学思想史式研究。。《读（文心雕龙）手记》必将给《文心雕龙》的研究，甚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自己的中国“祖宗”

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命题的深层意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深入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国学热、读经热的今天,人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显得迫切和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首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十八日,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首次学术讨论会,就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一、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大家指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在近几年里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就在于它适应了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这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已充分证明,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史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总结和继承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理论遗产,帮助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掌握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文中重点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定位;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创新。     

思想工作需要“换位”意识

何谓“换位”意识？指的是人际关系方面遇到矛盾时,不妨冷静地站在对方位置上去想一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么去想,会怎么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实效,是需要有点“换位”意识的。“换位”意识,说起来简单,而要真正具备和付诸实践,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里不仅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而且还需要正确的世界观和真诚的情感及热忱的助人精神。没有科学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要想“换位”思考,难矣！现在有的干部,对“换位”思考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他们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空道理多,说教多,指责多;人情味少,深入职工心坎的语言少,帮助、…     

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学分析对中国政治的启示

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产物,它创建了一个冷静、务实、客观的文学派别。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学分析可以得出其对当代中国深入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中国,更需要利用现实主义文学的方法论正视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剖析问题,解决问题。     

“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大一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遗产,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围绕着大一统内涵、过程、性质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思想史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无论对于大一统本身所持态度如何,争论各方往往都倾向于将大一统视为一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固定结构。作为一种限制性认识前提,这无疑妨碍了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与实践发展史的全面理解,更影响到从学理逻辑上阐释大一统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事业的内在关联。有鉴于此,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有必要超越“正典解读”的束缚,以变的思维考察统的历程,同时也以统的逻辑来整合变的史实,将对大一统的思想史解读放在问题逻辑的语境中,关照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对其评价的影响,并慎重地探讨其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唯其如此,对大一统的关照和本土化阐释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     

毛泽东文化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毛泽东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实践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融合性、创新性与多样性,创造性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等文化创新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文化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坚持辩证态度,注重批判吸收,强调创新创造,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毛泽东关于文化创新的方法论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若干问题的探讨(上)

在我国,社会主义思想史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近几年才引起重视的新兴科学,它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待学术界阐明和探讨。一、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科学,开宗明义都要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即它的研究客体是什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这里,首先要弄清“社会主义”有由来和含义。“社会主义”是近代出现的新思潮、新名词。人们由于阶级地位不同,思想观点不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不同。尽管如此,     

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研究

"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自近代以来就备受各方关注。关于如何转化传统文化的讨论、争辩甚至互相攻讦从未停止过,到今天亦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而方法论因素是原因之一。当前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需要认真考察的有:如何处理借鉴与自我生成二者之间的张力?怎样有效地消解"外部反思"的有限性?依循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尝试从方法论维度进行深入的考察,以期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进而开启出真正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一定是深入地切中了当今的社会现实。     

关于陕北文化研究

陕北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对在一定区域社会条件下“陕北人”的精神生产活动、成果、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研究。要实现陕北文化研究的突破,需完成方法论上的转换和进步。做好这一研究,具有一般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具有对陕北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研究政治思想史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徐大同先生访谈

徐大同先生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建国初期即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虽已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徐先生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注重从二者的比较研究中把握思想史的特征和精髓。他提出要为中国研究西方,要为今天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要力求客观、全面,切忌断章取义,重在揭示其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总结其经验教训,吸收、借鉴其文明成果,不能食洋不化,全盘照搬;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也要为今天如何更好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搞不同民族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既不能厚此薄彼又不能褒彼薄此,只有探寻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利弊得失,才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推动本民族政治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沟通、交流与深化——“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9月12日-13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价值定     

破解犹太人问题之谜：《论犹太人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在思想史中理解《论犹太人问题》,对《论犹太人问题》进行症候阅读，要深入到《论犹太人问题》文本中，重新解读马克思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在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辨析中，探讨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方法论即从市民社会出发来理解国家，从尘世到天国而不是从天国到尘世的唯物主义基本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人权、犹太精神等问题时，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现实的个人”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还论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问题、现实的人的问题、实践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人的解放等，在多个维度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来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忽视《论犹太人问题》,将无法完整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历程，尤其无法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因此，需要不断回到这一文本，并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发掘其重要的思想内涵。     

近年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问题研究综述

目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和谐文化的概念、内涵、特征及与先进文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和谐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各类文化的关系问题。总的看来，当前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研究存在着如下特点：政策宣讲有力，学理研究有待加强；传统和谐文化研究深入，世界其他文化的和谐资源研究不足；一元指导的口号很响，但其和谐资源的理论转化研究不足。     

关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的研究范围、主要内容、基本线索及基本方法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需要继续对其进行研究，特别需要探讨其研究范围、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处理思想史与实际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共时性

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关系,对于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性质,正确界定其起点,有重大学术意义。通过深入思考、辨析,可以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二者在时间上一致,将它们认定为先后发生或进行的两个事件或两个过程是不妥的。他的“哲学革命”的历程,绝不是在其“哲学立新”完成后才真正开启,而是与后者同时开启、同步进行和深化。马克思的“哲学立新”是一个过程,其“哲学革命”同样是一个过程,二者的起点完全相同。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及其特征,消除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马克思‘哲学革命’一次完成论”的消极影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推进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民主思想的长卷

“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而阐发民主思想的民约论更富时代性和战斗性,因为从世界范围来说,所谓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脊梁。中国古代没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近代也未建立起象样的民主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够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个迷人的     

让中华民族尊严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侧记

5月中旬,由中国叶圣陶研究会主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苏州市举行。来自祖国內地、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60多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就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以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还实地考察了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苏州的建筑、园林以及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大家在研讨交流中坦陈己见,相互借鉴,在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