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之法

有法制不一定能实现法治；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究竟什么是“良法”？“良法”即法治之法，它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中必须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具备民主、科学、道德属性的法律，才能称得上是“良法”，即法治之法。     

论法治文明

论法治文明杨爱林法治作为人类文明进步进程中所取得积极成果的一种，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有的事情。法治思想萌芽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首先系统地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观念。现代意义的法治则在１７—１８世纪得到阐释。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     

法治精神是规范与管理信息网络的合理内核

法治精神是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良法善治”可以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根本属性和深刻内涵。“良法”和“善治”应当是探讨如何切实有效地弘扬和光大法治精神的两条研究主线。科学的信息网络法律、法规意味着“良法”，是衡量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的重要价值尺度和理性渴求；客观的信息网络空间治理措施即电子治理意味着“善治”，是信息网络危机管理操作的基本范式。在信息网络危机管理中应该坚持法治性原则：正义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反馈性原则和全球化原则。应当建立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信息网络危机管理系统：信息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和依法电子治理方案。     

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公培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法制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我国治国方式的进一步完善。认真学习邓小平有关法治的论述，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实现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目...     

基层政府法治建设难点问题及其对策

基层政府是政府法治建设的难点所在，基层政府时常处于立法不足与政府法治、传统势力与法治理念、发展速度和应急措施与程序法治的“二难”矛盾中。应当增强良法为治，恶法非法的理念；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宣传和教育；努力营造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法治环境；加强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制度建设。     

法治社会与领导行为

现代领导是处于法治社会中的领导。领导者(集团 )的领导行为与“法治”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 ,针对领导层目前的一些思想观念 ,探讨在领导活动中贯彻法治精神 ,完善领导方式 ,实现领导行为与法治要求的统一 ,这对领导科学的研究和领导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批判法律“虚无论” ,明确法治在领导活动中的意义“法律虚无论”、“法律工具论”是妨碍建设法治国家的传统观念和理论 ,这种观念视法制为可有可无 ,随领导者主观意志而兴废。或者 ,把法律仅仅看作是统治的手段 ,是阶级斗争工具 ,从而实质否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     

青年毛泽东对民与法关系的思考及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青年毛泽东对民与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刻思考集中体现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四个法学命题:法令是民众谋求幸福的间接方法,法令不善必然导致民众恐惧其危害、阻止其施行,良法的判断标准是利国福民,民众不信赖法令的原因是民与法的分离。青年毛泽东对民与法关系的思考,对现代法治建设也颇有启示:法律并不意味着人民幸福的最终实现,作为目标的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强制秩序,良法的实质是其对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现代法治的发展规律是民与法不断趋于更高水平的统一。     

以法治标准择优汰劣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最终要靠各级干部去执行、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依法用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法治型干部队伍。“在相同条件下，优先选拔任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作为考察识别、选拔任用干部的优先标准，发挥法治过滤作用、择优作用，优先选拔“法治型干部”，可谓牵住了推进依法治国的“牛鼻子”。     

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法治”逐渐代替了“人治”,但仅此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复杂需要。因此,作者指出,当代领导干部在转变价值观、转变传统法观念的同时,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这就是完治意识、依法行政意识、依法管理意识、依法决策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     

依靠法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现代社会,法治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在全社会强调运用司法手段解决纠纷,依靠良法促进社会走向善治。     

论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的完善——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完善中国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中，存在新兴学科培育乏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渗透不足、对“德育”关注不够的问题，使得课程设置无法适应实际需要，无法培育富有社会责任心、人文情感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基于此，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重视对新兴法学学科的教育建设，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德育”与“法培”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与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主义环境是一个社会实行“法治”或“人治”的根本基础,社会文化环境的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社会对“法治”或“人治”的选择。中国传统“法治”之所以打上了深深的“人治”烙印是由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现代法治是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各因素全面作用的结果,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要实现现代法治必须完善现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各个方面。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与人民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人民主体地位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及其建构的始终。习近平法治思想人民性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理念，又汲取中华传统法治民本思想，兼顾中国共产党法治实践、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结合社会发展中人民需求的变化不断完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论“三个代表”是良法的标准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为良法之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样的法才是良法?人类历史上,学派林立,观点各异。笔者认为,“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成良法的客观标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良法的主观标准,良法的标准应是主客观标准的统一。     

法治的浙江何以可能？

“法治浙江”是一个公共权力被有效规范与约束，公民权利被切实尊重与保障，制度安排健全且执行到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有序展开、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状态，其根本价值取向，则不能不是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完善多元解纷机制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其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纠纷和疑难问题,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性提升,开创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的良法善治崭新局面。一、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新变化当下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内容复杂化的新情况新问题。首先,从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体上来看,     

论法治社会与法文化传统

近年来，在中国法治进程的探讨中，政府推进型法治①和法律本土化等观点给法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在拓展中如不周密论证，可能会使对权力本位、传统礼法关系的批判再度模糊。 当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有待研究，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学术取向的情况下，讨论法治与法文化传统或许不合时宜，但只要系统分析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社会转型和法制现代化的困境，便会顿悟现代法治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出传统，因此保持对法文化传统的批判力，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法治的前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治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     

法治新解：以价值判断为视角

从价值视角判断,法治的全新理解是:“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在于尊重了由多元社会文化决定的多元价值判断的“重叠共识”;正义性的“良法”,在于所确定的价值判断标准符合了客观规律和社会需求;“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于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评价和规制标准得到了普遍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于该价值判断标准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相对稳定性。法的制定、法的实现和法律监督,其意义在于法律如何确定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使之得到有效实现。     

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建设的主人

这是一个民意涌动的时代，也是法治厉行的时代--“民意”与“法治”，两个当下最能泛起社会涟漪的词汇，在扬州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实现了有机的融合提升，“民意法治”理念结合实际工作举措，使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满意度逐年提高。     

法治是他律 德治是自律

邓伟志认为,道德与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法是具有强制性的,德是靠褒贬来感化的,是用舆论来引导的。提倡德治应当明确一点:法治第一,德治第二。尤其是治国,而不是治哪一个具体的小单位,更不是专指个人修养,更应当坚持法治第一。在治国的问题上,不能搞二元论,不能搞平行论。鲜明地提出“法治第一,德治第二”,不仅使得“德治”论更丰满,而且会推动更多的人接受“德治”论。承认德治第二,决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德治。